115 年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甲組《比較政府與政治》

本題旨在探討權力分享（Power Sharing）的概念，以及不同制度性設計如何影響權力分享的程度與成效，進而影響民主穩定、族群衝突緩解與政黨情感極化。權力分享是政治學中重要的概念，尤其在多數決民主體制下，如何確保少數群體或政黨的聲音被聽見，以及如何在政治體系中分配權力，是維持政治穩定的關鍵。

本題要求考生針對四個具體的制度面向，闡述其對權力分享的影響，並舉例說明。這四個面向分別代表了不同層次的權力分配與制衡機制。

1. 共治與分立行政權 (Consociationalism vs. Presidentialism)：

   • 核心觀念：共治（Consociationalism）是一種權力分享的模式，特別適用於深刻分裂的社會（如族群、宗教、語言群體），其核心在於不同群體精英透過協商與合作來共同治理，即使在選舉中未能取得多數。其主要特徵包括：精英間的協商、否決權（veto power）、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以及群體自治（group autonomy）。分立行政權（Presidentialism）則是指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總統由民選產生，獨立於國會。
   • 對權力分享的影響：
     • 共治：顯然有利於權力分享。透過協商、比例代表制和群體代表性，確保各主要群體都能在政府中獲得代表，即使該群體在選舉中未獲多數。否決權和群體自治更是直接的權力分享機制。
     • 分立行政權（總統制）：雖然總統制本身並非直接的權力分享模式，但其權力分立的設計，意味著總統與國會之間需要權力協商與制衡。若總統與國會多數黨不同，則需要協商才能順利執政，這也是一種形式的權力分享。然而，如果總統制設計不良，可能導致僵局，反而不利於有效治理。
   • 舉例：
     • 共治：瑞士的聯邦制與聯合政府，雖然不是典型的族群分裂國家，但其各州（Cantons）的自治權、以及由主要政黨組成聯合政府（Magical Formula 過去的模式），體現了權力分享與協商的原則。比利時在族群（法語區、荷語區、德語區）的結構性分裂下，實施了高度的共治，例如設立了以族群為基礎的政府和議會。
     • 分立行政權：美國總統制。總統與國會（參議院、眾議院）權力分立，總統需要國會的支持來通過法案和預算，國會則有彈劾總統的權力。當總統與國會由不同政黨控制時，就必然產生協商與權力分享。
   • 【答案】：共治模式直接促進權力分享，而總統制則透過權力分立與制衡，間接促成協商與分享。

2. 總統否決國會立法，國會反否決的門檻 (Presidential Veto and Congressional Override Thresholds)：

   • 核心觀念：總統否決權（Presidential Veto）是總統對國會通過的法案擁有不予簽署的權力。國會反否決（Congressional Override）則是國會可以透過特定門檻（通常是絕對多數，如三分之二）來推翻總統的否決。
   • 對權力分享的影響：
     • 高門檻的反否決：若國會反否決的門檻很高（例如需要絕對多數），則總統的否決權相對較強，國會要推翻總統的意圖就更困難，這可能導致總統的意見在立法過程中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但同時也可能因為國會難以推翻而造成立法僵局。
     • 低門檻的反否決：若反否決門檻較低（例如簡單多數），則國會的權力相對較強，總統的否決權效果較弱，國會更容易推翻總統，這促進了國會與總統之間的權力分享與協商，因為總統若想讓法案通過，必須先爭取國會支持。
   • 舉例：
     • 美國：總統擁有否決權，國會可透過參眾兩院均以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推翻否決。

本題核心概念為「選舉課責」（Electoral Accountability），以及政府體制（Political Systems）如何影響課責的運作。選舉課責是指選民透過定期的選舉，能夠獎懲（reward or punish）執政者（政黨或個人）的表現，進而促使執政者回應民意、改善施政。

影響選舉課責的因素：

1. 資訊透明度與選民的資訊獲取能力：

   • 說明：選民需要充分的資訊來評估執政者的表現，包括經濟數據、政策成效、社會發展等。若資訊不透明，或選民難以獲取資訊，課責機制將難以有效運作。媒體自由度、資訊公開程度、以及選民的教育程度和政治素養都至關重要。
   • 政府體制影響：
     • 總統制：總統與國會可能由不同政黨控制，形成「聯合政府」或「分立政府」。在分立政府下，政黨可能更容易將責任歸咎於對方，選民釐清責任歸屬的難度增加，影響課責。
     • 內閣制：內閣對國會負責，如果執政黨在國會佔多數，執政黨的表現與政府表現高度連結，選民較容易將表現歸咎於執政黨，課責較為直接。但若為聯合內閣，責任則可能分散。
   • 舉例：在媒體自由度高的國家（如北歐國家），選民較能獲取資訊，課責機制較強。反之，在威權體制或媒體受嚴格控制的國家，資訊不透明，選舉課責形同虛設。

2. 選舉制度：

   • 說明：選舉制度（如比例代表制、相對多數決制、絕對多數決制）直接影響政黨的席次分配與選民的選擇空間。
   • 政府體制影響：
     • 比例代表制（PR）：通常有利於小黨生存，導致聯合政府頻繁出現。選民的選擇更多樣，但對於個別政黨的課責可能較弱，因為責任容易分散到聯合政府的各個小黨。
     • 相對多數決制（FPTP, First-Past-the-Post）：通常有利於大黨，易形成單一政黨執政或兩大黨對決的局面。選民對執政黨的課責較為清晰，容易形成「贏者全拿」的局面，也更容易懲罰表現不佳的執政黨。
   • 舉例：英國（FPTP）的選民傾向於直接懲罰執政黨，使之失去政權。而荷蘭（PR）的選民，即使對現任政府不滿，也難以將責任完全歸咎於單一政黨，因為政府是由多黨聯合組成。

本題要求考生解釋四個比較政府中的重要專有名詞，並透過實例說明其發生的原因。這四個概念都與議會政治、政府組成與穩定性有關。

甲、信任供給 (Confidence and Supply)

• 定義：信任供給是一種政治協議，通常發生在議會政治中，特別是當沒有單一政黨擁有絕對多數時。在此協議中，一個或多個較小的政黨（通常是議會中的「關鍵少數」）同意在關鍵的「信任投票」（confidence votes）和「供給/預算投票」（supply/budget votes）中支持執政黨（或聯合政府），以換取一定的政策讓步、額外資源，或僅是確保政府能穩定運作。但這並不代表這些支持政黨進入了聯合政府，也不代表他們會支持執政黨的所有法案。
• 發生原因與實例：
  • 原因：當沒有政黨能單獨組建多數政府時，執政黨需要外部支持來維持其執政權。而支持政黨可能因為不希望政府垮台（例如擔心下次選舉結果不明朗，或有共同的政治敵人），或是希望透過此協議獲得特定政策目標的實現，而選擇提供信任與供給。
  • 實例：
    • 加拿大：2017年，加拿大自由黨（Liberal Party）在議會中未獲絕對多數，因此與新民主黨（New Democratic Party, NDP）達成「信任供給」協議。NDP 同意在信任投票和預算案上支持自由黨政府，以換取自由黨在 NDP 關注的社會政策上的讓步。
    • 英國：2017年英國大選後，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成為少數黨政府，與北愛爾蘭的民主統一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 DUP）達成協議，DUP 在關鍵投票中支持保守黨，以換取對北愛爾蘭的額外財政撥款等。

乙、策略性倒閣 (Strategic Parliamentary Dissolution)

• 定義：策略性倒閣是指執政黨或政府，在議會中面臨較弱的總體支持，但認為通過提前舉行國會選舉（解散議會）能夠提升其席次或獲得更強的執政基礎時，主動發起或促成倒閣（或利用其他方式解散議會）的行為。這是一種利用選舉制度的特性，通過「賭一把」的方式來改變政治格局的策略。
• 發生原因與實例：
  • 原因：
    • 改善議會席次劣勢：當執政黨在議會中席次不足，但民調顯示其支持度正在回升，或認為反對黨的凝聚力較弱時，提前大選可能有利於其贏得更多席次。
    • 打破政治僵局：當政府在議會中難以推動重要法案，或面臨持續的政治危機時，提前大選可能成為解決僵局的手段。
    • 利用有利的政治時機：例如，在對手政黨陷入醜聞或內部分裂時，執政黨可能選擇提前大選。
  • 實例：
    • 英國：2017年，時任首相梅伊（Theresa May）在民調對保守黨有利時，決定提前舉行國會大選，試圖藉此鞏固其在脫歐談判中的地位。然而，這次策略性解散議會的結果適得其反，保守黨失去了絕對多數，不得不與DUP達成信任供給協議。
    • 加拿大：2011年，加拿大保守黨政府在民調支持率上升時，發動了對自己的不信任投票，成功解散國會並提前大選，結果贏得了多數席次。

丙、選前聯盟 (Pre-electoral Coalitions)

本題的核心在於探討「共產體制」（Communist Regimes）內部差異性，特別是為何有些國家出現高度個人獨裁（Personal Dictatorship），而有些國家則展現較高的派系競爭（Factional Competition）。這要求考生運用政治學理論，並以具體國家為例進行比較分析。

理論框架：

要理解這種差異，可以從以下幾個理論角度切入：

1. 權力結構的集中與分散（Power Centralization vs. Decentralization）：

   • 理論：在共產體制下，理論上權力應高度集中於黨中央，但實際運作中，權力可能因領導人的個人特質、歷史因素、派系鬥爭的結果等，而呈現不同程度的集中或分散。
   • 個人獨裁：權力高度集中於最高領導人個人，其意志即為法律，黨內和國家機器都圍繞其個人意志運轉。
   • 派系競爭：權力在黨內不同的派系（如意識形態派、官僚派、軍方派、經濟改革派等）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劃分與制衡，領導人的權力受到派系力量的制約。

2. 政黨的組織結構與內部民主（Party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l Democracy）：

   • 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強調「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但實踐中「集中」往往壓倒「民主」。然而，不同國家在執行這一原則時，其內部權力分配和決策過程可能存在差異。
   • 個人獨裁：黨內民主蕩然無存，最高領導人成為絕對權威，黨的決策由其個人或親信決定。
   • 派系競爭：黨內可能存在不同派別的論壇或決策機制，領導人的權力需要通過爭取派系支持來維持，黨內領導層的更替也可能涉及派系間的角力。

3. 經濟改革與開放程度（Economic Reforms and Degree of Openness）：

   • 理論：經濟改革可能帶來新的權力來源和利益集團，進而影響政治權力的分配。
   • 個人獨裁：領導人可能透過控制經濟資源來鞏固其個人權力，並壓制任何可能挑戰其地位的經濟或政治力量。
   • 派系競爭：經濟改革可能催生出不同的經濟利益集團，這些集團可能與黨內的不同派系結盟，形成相互制約的力量，從而加劇派系競爭。

4. 領導人特質與政治繼承（Leader'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 Succession）：

   • 理論：強勢、個人主義的領導人更容易建立個人獨裁；而領導人若缺乏穩固的權力基礎或繼承者不明確，則可能導致黨內派系為爭奪權力而展開鬥爭。
   • 個人獨裁：例如，強勢的個人魅力型領導人（charismatic leader）可以將權力高度集中於自身。
   • 派系競爭：在領導人權力相對較弱或面臨繼承危機時，黨內各派系會積極活動，尋求擴大自身影響力。

具體國家比較與舉例：

• 個人獨裁程度較高的國家：
  • 北韓 (North Korea)：
    • 特徵：北韓是當代個人獨裁的典型代表。權力完全集中於金氏家族（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手中，形成世襲的個人崇拜和極權統治。黨（朝鮮勞動黨）、國家、軍隊都完全聽命於最高領導人。
    • 原因分析：
      • 領導人特質與世襲：金日成建立的個人崇拜和世襲繼承機制，使得權力高度個人化。
      • 權力結構：黨內和國家機器被高度清洗和控制，任何潛在的派系或挑戰者都被徹底剷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