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年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甲組《西洋政治思想史》

本題旨在探討基督教思想對西洋政治思想發展的影響。考生需舉出兩個具體史例，說明基督教的觀念、教義或歷史事件如何形塑了近代政治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或理論。

解題思路：

1. 核心觀念：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神學思想、教會與國家關係等，對政治權威、主權、個人自由、政教分離等概念產生了深遠影響。
2. 舉例說明：
   • 例子一：宗教改革與主權理論的發展
     • 背景：16世紀的宗教改革（如馬丁·路德、約翰·加爾文）挑戰了羅馬天主教會的權威，導致歐洲出現了宗教分裂和長期的宗教戰爭。
     • 影響：
       • 「兩個王國」學說 (Two Kingdoms Doctrine)：馬丁·路德提出的「兩個王國」學說，將屬世的政治權力（上帝設立的世俗統治者）與屬靈的教會權力區分開來，強調世俗政府在維持秩序和執行法律方面的獨立權威。這為後來的政教分離和主權國家理論奠定了基礎，認為國家擁有不受教會干涉的最高統治權。
       • 對抗暴君理論 (Right of Resistance)：加爾文及其追隨者在面對天主教君主迫害新教徒時，發展出「對抗暴君」的理論，認為在特定條件下，人民（或其代表）有權抵抗或推翻暴君，這間接影響了後來的革命權理論和憲政主義。
       • 個人良心自由：宗教改革強調個人與上帝直接的關係，以及個人良心自由的價值，這成為後來關於個人權利和自由思想的重要源頭之一。
   • 例子二：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與政治秩序的觀念

本題要求考生說明「政治人」(homo politicus)與「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這兩種公民範型在西洋政治思想史上的意義，並各舉出兩位近代的理論家作為例證。這兩種範型代表了對公民角色、政治參與以及國家目的的不同理解。

解題思路：

1. 核心觀念：

   • 政治人 (Homo Politicus)：強調公民的公共性、理性參與政治、追求城邦的共同善（common good）或德性（virtue）是其核心特徵。政治生活本身具有價值，公民應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以實現城邦的理想。
   • 經濟人 (Homo Oeconomicus)：強調公民的私利性、理性計算、追求個人財富和效用最大化是其核心特徵。政治生活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追求私利的自由和條件，國家主要是一個提供安全和契約秩序的工具，以促進經濟活動。

2. 說明兩種範型的意義：

   • 政治人 (Homo Politicus)：

     • 意義：此範型源於古希臘城邦政治，特別是亞里斯多德的觀點。在這種觀點下，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其具有理性（logos）和參與城邦政治的能力。公民的最高目的不是單純的生存，而是透過參與公共生活、追求德性、實現城邦的共同善來實現其潛能。政治參與本身就是一種實現個人價值的途徑。政治生活被視為一種倫理活動，關乎公民的德性培養和城邦的理想實現。
     • 代表理論家：
       •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在《政治學》中，亞里斯多德認為人是「政治的動物」（zoon politikon），意即人天生就傾向於在城邦（polis）中生活和組織。他主張公民應積極參與城邦的立法和司法，以追求城邦的「至善」（the highest good）。
       • 讓-雅克·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盧梭在其《社會契約論》中，雖然也承認個體私利的合法性，但他更強調「公意」（general will）的重要性。他設想一種政治體制，公民透過參與立法，將個人意志轉化為追求共同善的公意，從而實現真正的自由。在理想的共和國中，公民應當是積極的、具有公共精神的政治參與者。

   • 經濟人 (Homo Oeconomicus)：

     • 意義：此範型在近代，尤其是在自由主義和功利主義傳統中得到發展。

本題要求考生闡述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關於戰爭與設立戰士階層的論證，並對此提出個人看法及理由。這涉及對柏拉圖政治哲學中關於城邦防禦、社會分工以及理想統治者條件的理解。

解題思路：

1. 柏拉圖對戰爭與衛國者的論證：

   • 戰爭的必然性：柏拉圖在《理想國》第二卷和第三卷中，首先討論了理想城邦的起源。他認為，一個城邦的形成是源於分工合作以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然而，隨著需求的擴大（從基本生活品擴展到奢侈品），城邦的規模會擴大，從而產生更大的領土需求。為了獲取更多的領土和資源，城邦不可避免地會與鄰邦發生衝突，這就導致了戰爭的發生。因此，戰爭是城邦外部環境的必然結果，理想城邦必須為此做好準備。
   • 設立戰士階層的必要性：
     • 防禦與進攻：為了應對戰爭，理想城邦需要一個專門的階層來負責防禦和可能的進攻。這個階層的成員必須具備特殊的體魄、勇氣和紀律，才能有效地執行保衛城邦的任務。
     • 社會分工的邏輯：這與理想城邦的「分工」原則一致。如果讓農民或工匠去打仗，他們將無法兼顧生產和軍事，城邦的運作將會癱瘓。因此，必須有專門的「衛國者」（Guardians）或「戰士」（Auxiliaries）階層，他們專注於軍事職責，而其他階層則專注於生產和勞動。
     • 衛國者的品格與訓練：柏拉圖強調，這些衛國者不僅要有身體上的強健，更要有精神上的勇氣（ andreia）和節制（sophrosyne）。他們需要接受嚴格的音樂和體育訓練，以塑造其心靈和身體，培養他們對城邦的忠誠、對權威的服從，以及對敵人的無情。他們必須是「溫順的」（gentle）對待自己人，但「兇猛的」（fierce）對待敵人。
     • 「哲學王」的雛形：在《理想國》的早期討論中，柏拉圖將這個階層稱為「戰士」或「輔助者」，他們是統治者（哲學王）的助手。這些戰士需要具備一定的理性，但其主要任務是執行，而非統治。

2. 個人對柏拉圖說法的同意與反對：

   • 同意之處：
     • 對戰爭現實的認識：柏拉圖對戰爭作為國際關係中一種潛在且常見的現象，其認識具有一定的現實主義色彩。任何國家或政治體系都必須考慮到外部威脅，並建立相應的防禦機制。
     • 社會分工的效率：將軍事任務交由專業人員負責，能提高軍事效率，確保國家安全。

本題要求考生說明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對於理想城邦統治者應具備的「智慧」的理論。這部分是《理想國》與《政治學》中關於統治者資格與政體理論的核心內容。

解題思路：

1. 核心觀念：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都認為，理想城邦的統治者必須具備特殊的「智慧」。然而，他們對這種智慧的理解、來源以及如何體現，存在顯著差異。

2. 柏拉圖的「智慧」理論（哲學王）：

   • 智慧的來源與本質：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將最高的智慧定義為對「善的理念」（The Form of the Good）的認識。善的理念是所有理念的最高者，是一切知識和真理的源泉，如同太陽是視覺和可見事物的源泉。這種智慧不是來自經驗或實踐，而是透過長期的哲學思辨和對理念世界的沉思才能獲得。
   • 哲學家的特質：能夠認識善的理念的人，即哲學家，是天生的求知者，他們熱愛真理，具有廣博的知識、敏銳的記憶力、公正、慷慨、勇敢、節制等一系列美德。他們對權力不感興趣，也不追求世俗的榮譽，而是被真理和善所驅動。
   • 哲學王的統治：柏拉圖認為，只有這些哲學家，因為他們對善的理念有最深刻的認識，才能公正地統治城邦，制定符合最高善的法律和政策。他們不被感官世界的現象所迷惑，也不受個人私利或黨派利益的影響。因此，理想城邦必須由「哲學王」（Philosopher-King）來統治。
   • 統治的必要性：哲學王之所以必須統治，是因為他們擁有最高的知識和德性，能夠看見事物的本質，從而做出最明智、最公正的決策，引導城邦走向至善。

3. 亞里斯多德的「智慧」理論：

   • 智慧的類型：亞里斯多德對智慧的理解更為多元和實踐性。他區分了不同類型的智慧：
     • 理論智慧 (Sophia)：這是指對永恆、不變事物的知識，如形上學、數學等，類似柏拉圖的理念知識。
     • 實踐智慧 (Phronesis)：這是亞里斯多德認為對政治家而言最為關鍵的智慧。實踐智慧是指能夠在具體情境中，透過理性判斷，辨識出何為「好的」、「對的」，並能將之付諸實踐的能力。它涉及對人性和社會的深刻理解，以及根據具體情況權衡利弊、做出最佳決策的能力。
   • 政治家的特質：亞里斯多德認為，一個好的政治家（或統治者）必須同時具備理論智慧和實踐智慧。

本題要求考生闡述馬基維利在「德行」、「正義」與「古典人文主義」的關係上，如何被認為「推翻」了傳統觀念，以及他如何開創了現代「非道德」或「馬基維利主義」的政治觀。這需要考生理解馬基維利在《君王論》等著作中的核心思想，並與古典政治哲學（特別是亞里斯多德和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進行對比。

解題思路：

1. 核心觀念：馬基維利被視為政治思想史上的轉捩點，他將政治從倫理和宗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將政治學視為一門獨立的、以權力為核心的實證科學。他對「德行」和「正義」的重新定義，以及對政治現實的務實描繪，是其創新的關鍵。

2. (a) 馬基維利在「德行」與「正義」上推翻古典人文主義：

   • 古典人文主義對「德行」與「正義」的理解：
     • 人文主義 (Humanism)：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雖然強調人的價值和能力，但其政治思想仍深受古典（特別是亞里斯多德）和基督教傳統的影響。他們普遍認為，政治的目標是培養公民的德性（virtue），追求城邦的共同善（common good），而正義（justice）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基石。
     • 德行 (Virtue)：在古典傳統中，德行通常指倫理上的美好品質，如勇氣、節制、智慧、正義，以及對社群的忠誠和奉獻。一個好的政治家或公民，應當具備這些倫理上的美德，並以之指導其政治行為。
     • 正義 (Justice)：正義被視為最高的德行，旨在給予每個人應得的，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平。政治的合法性與其是否公正緊密相關。
   • 馬基維利對「德行」的重新定義：
     • 「君王德行」的政治化：馬基維利將「德行」（virtù）的概念從倫理道德領域轉移到政治權力領域。他所謂的「德行」，是指君王或統治者所應具備的、能夠成功獲取、維持和擴張權力所必需的各種能力、品質和手段。這包括：果斷、勇氣、機智、預見力、適應變化、必要時的殘酷、欺騙、背信棄義等。
     • 工具性德行：馬基維利的德行是工具性的，其目的不是為了道德上的完美，而是為了政治上的成功。一個有「德行」的君王，是那個能夠在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中，運用一切必要手段（無論是否符合傳統道德）來確保國家穩定和自身權力的人。
     • 對應「幸運」：這種政治德行是為了應對「幸運」（fortuna）——即政治事件中不可預測的、隨機的因素。君王必須具備足夠的德行，才能駕馭或至少抵擋幸運女神的擺佈。
   • 馬基維利對「正義」的重新定義：
     • 國家存續為最高正義：馬基維利認為，對於君王而言，最重要的「正義」是維護國家的存續和統一，以及保障統治者的權力。如果為了國家的生存和穩定，君王必須暫時違背傳統的公正原則（例如，對敵人施加殘酷刑罰，或對臣民採取欺騙手段），那麼這種行為就是「必要之惡」，在政治上是「正義」的。
     • 區分「個人正義」與「政治正義」：他實際上區分了個人倫理上的正義和政治統治中的「正義」。後者更關乎政治的有效性與國家利益，而非抽象的道德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