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社會法》

本題主要在探討「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概念及其對社會結構的衝擊。

首先，我們要定義什麼是「零工經濟」。零工經濟是一種勞動市場的組織模式，其特徵是將傳統的全職員工制轉變為短期、彈性、任務導向的工作機會，這些工作通常透過數位平台媒合。從業人員（零工）通常是獨立承包商或自僱人士，他們不享有傳統僱傭關係下的保障，如固定薪資、社會保險、退休金、帶薪休假等。

接著，分析零工經濟變遷的利弊：

利：

1. 對勞動者而言： 彈性工作時間與地點，可自主安排工作，增加收入來源，尤其適合需要彈性或兼職者。
2. 對企業而言： 降低人事成本（無須支付固定薪資、福利、保險），增加人力調度的彈性，能快速回應市場需求。
3. 對社會而言： 促進創新與新經濟模式的發展，提升勞動市場的效率。

弊：

1. 對勞動者而言： 工作不穩定，收入波動大，缺乏社會保障（如勞健保、失業救濟、退休金），職業發展受限，可能面臨剝削。
2. 對企業而言： 零工品質參差不齊，管理難度增加，可能面臨法律風險（如將員工歸類為獨立承包商以規避責任）。
3. 對社會而言： 加劇社會不平等，可能導致「工作貧窮」，社會安全網的負擔可能增加，稅收基礎可能受侵蝕。

最後，分析零工經濟對社會結構的衝擊：

1. 家庭：
   • 收入不穩定： 零工經濟的收入波動可能影響家庭的經濟穩定性，增加家庭財務規劃的困難。

核心觀念

本題考的是以兩種古典社會學理論，分析醫師、教師、護理師、機師、空服員等專業白領發動罷工、集體請假、拒絕加班、集體抗議等行動的社會意涵。

解題時應掌握四個概念：

1. 專業白領

   專業白領具有高度教育訓練、專業證照、技術知識與職業自主性，工作內容通常涉及公共服務與高度責任。其勞動力具有不可立即替代性，並且常被社會賦予「救人、育人、維持公共運輸」等公共使命。

2. 集體行動

   集體行動是具有共同利益或共同不滿的成員，透過協調與組織共同採取行動，以影響雇主、政府或社會輿論。其重點不在於單一勞工的不滿，而在於透過集體力量改變勞動條件、資源分配或制度安排。

3. 結構功能學派

   結構功能學派將社會視為由不同制度與角色組成的整體，各部分彼此依賴，共同維持社會秩序與穩定。社會衝突通常被視為制度失調、角色期待落差或整合機制不足所產生的暫時性問題。

4. 衝突學派

   衝突學派認為社會資源、權力與利益分配並不平等，社會制度常反映優勢階級或優勢團體的利益。集體行動不是單純的失序，而是弱勢或受壓迫團體爭取權力、重新分配資源與挑戰既有制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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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方法

本題適合採取「同一現象、兩種理論、最後比較」的分析方式：

1. 先界定專業白領集體行動的特徵。
2. 從結構功能學派說明其對社會整合、制度修正與公共利益的影響。
3. 從衝突學派說明其與權力、階級、專業自主及資源分配的關係。
4. 最後比較兩派理論的差異，提出兼具秩序與權力分析的結論。

答題重點不在判斷罷工「好」或「不好」，而在於說明：同一個集體行動，依理論觀點不同，會被解釋為「制度調節機制」，也會被解釋為「權力鬥爭與資源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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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白領集體行動的基本特徵

專業白領的集體行動具有三項特殊性。

（一）專業身分與勞工身分並存

醫師、教師、護理師、機師與空服員既具有專業身分，也是受僱者。社會往往期待其以公共利益、病人安全、學生受教權或旅客安全為優先，因此容易忽略其工資、工時、休假、工作安全與職業尊嚴等勞動權益。

這些行動揭示：專業倫理與勞動權利並非互相排斥。專業人員若長期處於過勞、低度自主或不合理管理環境，也可能無法維持應有的服務品質。

（二）具有高度社會可見度與公共影響力

專業白領所提供的服務通常具有公共性。醫療人員集體行動可能影響醫療服務，教師行動可能影響學校運作，機師與空服員行動則可能造成航班取消與旅客不便。

因此，其集體行動的影響超過一般個別勞資爭議，容易引起社會討論，也容易面臨「公共利益」與「勞動權利」之間的價值衝突。

（三）專業知識形成重要談判資源

專業白領掌握雇主與一般民眾難以立即取代的知識與技能。這種專業稀缺性使其具有較高的議價能力，也使雇主在面對集體行動時，不能只依靠替代勞工維持服務。

專業知識因此不只是工作能力，也成為集體談判與組織動員的重要權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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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功能學派的分析

（一）集體行動是制度失調的警訊

結構功能學派重視社會各制度能否正常履行其功能。醫療、教育、交通等制度，原本都具有滿足社會需求、維持社會運作與促進社會整合的功能。

當專業人員出現集體抗議或罷工，表示現有制度可能存在下列失調：

• 工作量與人力配置失衡；
• 工時過長與休息不足；
• 薪資、升遷與責任不相稱；
• 專業判斷受到過度行政控制；
• 勞資溝通與申訴管道失效；
• 公共服務需求不斷增加，但制度未提供足夠資源。

因此，集體行動可被視為制度內部壓力累積後的外顯結果。它反映社會系統某一部分無法正常運作，而不是單純的個人情緒爆發。

（二）集體行動具有制度調節功能

從功能觀點看，集體行動雖然短期內可能造成服務中斷，卻也具有促進制度調整的正面功能。

第一，它可以將原本分散的個人不滿轉化為公開議題，使雇主、政府與社會看見組織內部的問題。

第二，它可以促成勞資協商，建立新的工時、薪資、人力配置與安全規範。

第三，它可以修正不合理的角色期待。社會不能只要求專業人員承擔公共責任，也必須提供合理的勞動條件，使其有能力完成公共服務。

第四，它能促進制度適應環境變化。當人口老化、醫療需求增加、教育環境改變或航空業競爭加劇時，原有制度必須重新分配工作與責任，集體行動便可能成為制度更新的壓力來源。

（三）集體行動具有社會整合功能

表面上，罷工與抗議會造成社會不便；但從長期觀點看，公開表達衝突有助於將潛在矛盾納入制度化協商。

若勞資爭議可以透過工會、集體協商、調解、仲裁與公共政策討論處理，衝突便不必轉化為更激烈的對立。集體行動因此具有「揭露問題—促成協商—重新建立共識」的功能。

在此意義下，衝突並不必然破壞社會秩序。經過制度化處理的衝突，反而能強化制度正當性與社會整合。

（四）功能學派的限制

結構功能學派容易強調社會穩定與整體利益，因而可能低估權力不平等。例如，若只說專業白領罷工造成病人、學生或旅客不便，便可能忽略雇主長期的人力壓縮、過度管理或不合理責任分配。

此外，功能學派也可能將現存制度視為自然且必要，而未充分追問：制度的利益由誰享有？成本由誰承擔？誰有權決定何謂「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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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衝突學派的分析

（一）集體行動是勞資權力衝突的表現

衝突學派首先會分析專業白領與雇主、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

雇主通常掌握：

• 僱用與解僱權；
• 薪資與升遷制度；
• 工作規則與績效考核；
• 人力配置與服務流程；
• 對專業人員進行行政管理的權力。

專業白領雖然掌握專業知識，卻可能受到雇傭關係、組織階層與市場競爭的限制。當個別勞工無法有效改變制度時，便透過工會與集體行動提高談判力量。

因此，罷工等行動是對組織權力不對等的回應，也是勞工將個別弱勢轉化為集體力量的方式。

本題聚焦於 Esping-Andersen 的「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 概念，要求解釋其意涵、理論欲解決的問題，並以此概念評價台灣的社會救助法與無條件基本收入。

一、何謂「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

「去商品化」是 Esping-Andersen 在其著作《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中提出的核心概念，用來分析不同福利國家模式的關鍵。

其意涵是指：當個人或家庭在不依賴市場（例如，不依賴銷售自身勞動力以換取工資，或不依賴市場上的商品和服務）的情況下，仍能維持其社會可接受的生活標準的能力。

換言之，去商品化程度越高，意味著個人的生存與福祉越不受到市場價格波動或勞動力市場參與狀況的影響。社會福利制度（國家、家庭、互助會等）能夠提供足夠的保障，使人們在失業、疾病、年老、撫養子女等情況下，依然能保有一定的尊嚴與生活品質，而不必完全依賴市場的恩賜。

Esping-Andersen 根據去商品化程度以及商品化的程度（即個人對市場的依賴程度），將福利國家模式分為三種類型：

1. 自由主義福利國家 (Liberal Welfare States)： 如美國、英國。去商品化程度低，市場扮演主要角色，福利措施多為最低限度的社會救助，且有較強的污名化。
2. 保守- कॉर्權主義福利國家 (Conservative-Corporatist Welfare States)： 如德國、法國。去商品化程度中等，強調社會保險，福利與職業、繳納保費掛鉤，重視家庭和社會階層的差異。
3. 社會民主福利國家 (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s)： 如瑞典、挪威。去商品化程度高，福利措施普遍、慷慨，強調社會權利與平等，旨在為所有公民提供高水平的生活保障，減少市場的影響。

二、此理論所欲解決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是什麼?

Esping-Andersen 的去商品化理論，主要試圖解決以下幾方面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

1. 資本主義內在的社會矛盾： 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雖然能創造財富，但也伴隨著市場的風險（如失業、貧富差距擴大、經濟危機），以及勞動力商品化的潛在負面影響（如剝削、不穩定）。理論試圖探討如何在保留資本主義經濟活力的同時，緩解其對個人福祉造成的衝擊。
2. 社會不平等與社會分化： 市場經濟自然會產生不平等。去商品化程度不同的福利國家模式，直接影響了社會階層的固化或流動。理論關注如何透過社會政策來減少因市場機制造成的不平等，促進社會的公平性。
3. 社會團結與社會整合： 當個人高度依賴市場時，社會連結可能減弱，社會團結面臨挑戰。高去商品化程度的福利國家，旨在透過普遍性的社會權利，強化公民之間的社會連結與社會團結，促進社會的整體穩定。
4. 勞動力的商品化問題： 傳統的社會主義或勞工運動，批判勞動力的商品化（將勞動力視為市場上的商品，其價值由市場決定，且可能被剝削）。去商品化概念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探討國家如何透過福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拔除」勞動力的商品屬性，保障勞動者的基本尊嚴與生活。
5. 福利國家模式的比較與評估： 該理論為比較不同國家福利制度的優劣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分析工具，幫助理解為何有些國家的社會保障較為完善，而有些則較為有限，並評估這些制度對社會公平、經濟效率和公民福祉的影響。

三、以此理論來評價台灣的「社會救助法」及「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提議：

1. 評價台灣的「社會救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