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社會法》

本題主要在探討「二元勞動市場理論」的內涵，包含其概念、理論成因、實際運作、與非典型僱用的關聯，以及對勞動條件的影響。

一、二元勞動市場的定義與理論觀點

二元勞動市場理論（Dual Labor Market Theory）認為，勞動市場並非單一、同質的市場，而是被劃分為兩個截然不同且相對獨立的次級市場：主要勞動市場（Primary Labor Market）與次級勞動市場（Secondary Labor Market）。

• 主要勞動市場：

  • 特徵：提供較佳的薪資、穩定的工作、升遷機會、福利保障（如退休金、健康保險）、較高的工作自主性與較少的工作壓力。
  • 僱用對象：通常是高技能、高教育程度的勞工，或是在大型、穩定、工會化的企業中工作。
  • 形成原因（理論觀點）：
    • 內生理論（Internal Labor Market Theory）：由 Doeringer 和 Piore 提出，認為企業為了降低人事成本、提高生產力與穩定性，會建立內部的勞動市場。企業內部發展出嚴謹的晉升階梯與訓練體系，新進員工通常從基層開始，透過在職訓練與經驗累積逐步晉升。這使得企業內部的工作機會與外部市場的工作機會產生區隔，形成主要市場。
    • 技術性勞動市場理論：部分觀點認為，主要市場的形成是為了滿足特定產業或企業對高技能、專業知識的需求，這些需求需要長期培養與投資。
    • 工會力量：工會透過集體談判，爭取到較佳的勞動條件，也強化了主要市場的優勢，並可能將部分勞工排除在外。

• 次級勞動市場：

  • 特徵：薪資較低、工作不穩定、缺乏升遷管道、福利保障差、工作條件惡劣、流動率高、工作壓力大。
  • 僱用對象：通常是低技能、低教育程度、弱勢族群（如女性、少數族裔、移民、青年），或是在小型、不穩定、非工會化的企業中工作。
  • 形成原因（理論觀點）：
    • 內生理論的補充：次級市場的勞工通常無法進入企業的內生市場，只能在外部市場尋找工作，而外部市場充斥著低薪、不穩定的工作。
    • 勞動力的異質性與歧視：認為次級市場的存在，是基於勞動力本身的異質性（如技能、教育、經驗的差異），同時也可能涉及結構性歧視（如種族、性別、年齡歧視），將特定群體的勞工限制在低階工作。
    • 經濟結構的變遷：部分觀點認為，經濟結構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以及全球化競爭，導致了低技能、低工資工作的增加，擴大了次級市場的規模。

二、實際市場運作劃分為主要與次級市場的成因

實際勞動市場的劃分，是上述理論觀點的綜合體現，其成因可歸納為：

1. 產業與企業結構的異質性：

   • 主要市場：通常與大型、成熟、資本密集、技術領先、市場地位穩固的產業（如汽車製造、高科技、金融業）和企業相關。這些企業有能力也願意投資於人力資本，並建立穩定的僱傭關係。
   • 次級市場：與小型、新興、勞動密集、市場競爭激烈、利潤微薄的產業（如部分零售業、餐飲業、清潔服務、勞務派遣）和企業相關。這些企業為了降低成本、維持彈性，傾向於僱用低薪、不穩定的勞工。

2. 勞動力的異質性與技能差異：

   • 勞工的教育程度、專業技能、工作經驗、工作態度等差異，直接影響其進入不同市場的能力。高技能、高教育的勞工更容易進入主要市場，而低技能、教育程度較低的勞工則多被侷限在次級市場。

本題要求從「福利國家」的視角，分析經濟全球化對勞動市場的衝擊，以及在地工會在集體勞動關係下的應對策略。

一、經濟全球化對勞動市場的衝擊（從福利國家角度）

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傳統特徵，在於國家透過財政、社會保險、公共服務等手段，積極干預經濟與社會，旨在提供公民基本的社會保障、促進經濟穩定與社會公平。然而，經濟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的推動，特別是自由貿易的擴張，對此構成了顯著衝擊：

1. 國家管制能力的削弱：

   • 資本的自由流動：全球化使得資本（投資、生產）可以輕易地跨越國界，企業可以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勞動成本較低、法規較寬鬆的國家，這削弱了在地國家對企業的約束力。
   • 「競次」效應（Race to the Bottom）：為了吸引外資與維持競爭力，各國政府可能被迫放寬勞動法規、降低勞動保護標準、削減社會福利支出，以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這使得福利國家原有的社會安全網與勞動保護功能受到侵蝕。
   • 稅收基礎的侵蝕：跨國企業的稅務規劃能力增強，可能透過轉移定價等方式規避在地稅負，進一步削弱國家財政收入，影響其提供公共服務與福利的能力。

2. 勞動市場的雙重衝擊：

   • 對主要勞動市場的衝擊：
     • 工資壓力：來自低成本國家的競爭，迫使已開發國家（福利國家多位於此）的主要勞動市場，其高薪、穩定的工作面臨工資停滯或下降的壓力。
     • 工作外移與結構性失業：資本的自由移動可能導致製造業等傳統產業的工作機會外移，造成結構性失業，尤其對技能較低的勞工衝擊較大。
   • 對次級勞動市場的衝擊：
     • 非典型僱用的擴張：為了應對全球化競爭帶來的成本壓力與不確定性，企業更傾向於採用彈性較大的非典型僱用（臨時工、派遣工、部分工時），這使得次級市場的規模擴大，勞動者處境更加不穩定。
     • 勞動條件惡化：在「競次」效應下，即使是福利國家，其次級勞動市場的勞動條件也可能進一步惡化，薪資低、保障少、權益易受損。

3. 福利國家模式的轉型壓力：

   • 財政赤字與福利緊縮：國家稅收減少，社會福利支出壓力卻可能因失業增加而上升，導致財政赤字。這迫使福利國家可能面臨福利緊縮、社會服務私有化等挑戰。
   • 從「慷慨的福利」到「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部分福利國家開始轉向「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ies, ALMPs），強調勞工的就業能力、培訓、再就業支持，而非僅僅是失業救濟，試圖在維持社會穩定與適應全球化經濟之間取得平衡。
   • 社會契約的瓦解或重塑：傳統上，福利國家建立在國家、企業、工會之間相對穩定的社會契約基礎上。全球化打破了這種穩定，國家權力相對下降，工會力量受到挑戰，社會契約面臨瓦解或需要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