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原：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法》

本題主要在探討社會學中「交換」的概念，特別是其與「權力」和「資本」邏輯的區別，以及在社群媒體時代下交換的轉變。

第一部分：交換與權力/資本邏輯的區別

在社會學中，交換（exchange）指的是個體或群體之間資源、物品、服務或社會關係的互惠性轉移。為了闡明交換在社會生活日常中如何有別於權力和資本的邏輯，我們可以援引以下幾種社會學觀點：

1. 馬林諾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的「庫拉環」（Kula Ring）研究：

   • 馬林諾夫斯基在特羅布里安群島的研究發現，當地居民進行一種複雜的交換體系，即「庫拉環」。這種交換涉及兩種不同類型的物品：項鍊（vimāla）和臂環（mwali）。項鍊以順時針方向流動，臂環則以逆時針方向流動。
   • 與權力/資本的區別：庫拉交換的物品本身具有很高的象徵價值，其流動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獲取物質利益，更重要的是建立和維護社會關係、提升個人聲望（prestige）、鞏固社會地位，以及強化社群的連結。這與資本主義邏輯追求利潤最大化，或權力邏輯追求支配和控制有顯著差異。在庫拉交換中，贈予和歸還的延遲、回報的非即時性、以及物品的象徵意義，都超越了純粹的經濟計算。

2. 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論證經濟學」（The Art of Being a Hunter-Gatherer）：

   • 薩林斯區分了三種類型的交換：
     • 互惠（Reciprocity）：指雙向的給予和接受，可以是廣延的（generalized reciprocity，如父母對子女的無條件給予）、平衡的（balanced reciprocity，如禮物交換，期待對等的即時回報）、或負面的（negative reciprocity，如交易，試圖從對方身上獲取最大利益）。
     • 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指資源集中到某個中心，再由中心重新分配給成員，通常與政治權威有關（如稅收和社會福利）。
     • 家計經濟（Householding）：指家庭或親密群體內的交換，通常基於親屬關係，互惠性強，計算性弱。
   • 與權力/資本的區別：薩林斯認為，在許多非西方社會，尤其是親屬關係緊密的社會，交換更多地體現為廣延互惠或家計經濟，其核心是維護社會關係和群體凝聚力，而非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或權力擴張。互惠交換強調的是「人情」，而非「貨幣」或「支配」。權力邏輯可能出現在重新分配中，但其目的也是維持社會秩序或個人權威。資本邏輯則追求的是利潤和累積。

3. 蓋爾·湯普森（Gail Thompson）和蓋爾·班克（Gail Bank）等人的「禮物經濟」（Gift Economy）概念：

   • 他們認為，在許多社會中，特別是親密關係中，交換並非基於嚴格的利弊計算，而是基於「給予」的動機。贈送禮物有時是為了建立或維持關係，有時是為了表達情感，有時是為了履行社會義務。回報可能不是立即的，也不是對等的，而是長期的、象徵性的。
   • 與權力/資本的區別：禮物交換強調的是關係的維護和情感的投入，這與資本主義追求效率和利潤的邏輯不同。有時，慷慨的給予本身就可以是一種權力展現（如展示財富和慷慨），但其目的並非直接的支配，而是贏得聲望和社會資本。

總結第一部分：交換在社會生活中，尤其是在親屬、朋友、社群內部，更多地體現為一種社會關係的維護和建構機制，其價值在於人情、信任、聲望和歸屬感。這與資本邏輯追求利潤最大化、效率和量化回報，以及權力邏輯追求支配、控制和等級劃分的邏輯，在動機、目的和價值衡量標準上都有根本區別。

本題涉及三個核心概念：建制化官僚組織、共享經濟與區塊鏈技術、以及國家與個人間的信任關係。社會學的觀點在此處可以從組織社會學、科技社會學、風險社會學、信任理論等角度切入。

第一部分：建制化官僚組織在共享經濟與區塊鏈時代的存活評估

「建制化官僚組織」（institutionalized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通常指的是具有層級結構、規則明確、分工專業、科層管理、強調穩定性和效率的現代組織形式，如政府部門、大型企業等。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和區塊鏈技術（blockchain technology）的興起，對傳統官僚組織構成了挑戰，但也提供了轉型的機會。

挑戰與存活的疑慮：

1. 共享經濟的去中心化與扁平化趨勢：

   • 挑戰：共享經濟（如 Uber、Airbnb、TaskRabbit）往往透過平台連結個人，繞過傳統的、由官僚組織提供的服務（如計程車、旅館、人力派遣）。其運作模式強調靈活性、用戶評價、點對點互動，而非嚴格的層級指令和預設規則。這與官僚組織的科層結構和中心化控制形成對比。
   • 存活疑慮：如果官僚組織無法適應這種去中心化的趨勢，過於僵化的規則和效率低下的決策過程，將使其在提供類似服務時，難以與共享經濟的靈活性競爭。

2. 區塊鏈技術的去中介化與透明化：

   • 挑戰：區塊鏈的分布式帳本技術（DLT）能夠在無需信任第三方（即中介機構，許多官僚組織扮演此角色）的情況下，實現交易的驗證、記錄和執行（透過智能合約）。這對依賴資訊不對稱、權威和審批的傳統官僚組織構成潛在威脅。例如，在金融、法律、行政審批等領域，區塊鏈有潛力取代部分官僚程序。
   • 存活疑慮：區塊鏈的透明性、不可篡改性、自動執行性，可能削弱官僚組織的權威和控制力。如果官僚組織無法利用區塊鏈提升自身效率、透明度和可信度，而是被動地被其取代，則其存活將面臨嚴峻考驗。

3. 社會期望的轉變：

   • 挑戰：共享經濟和區塊鏈技術的用戶，往往期待更快的響應速度、更高的透明度、更個人化的服務和更直接的互動。傳統官僚組織的低效率、官僚氣息、資訊不透明，容易引發社會不滿。
   • 存活疑慮：如果官僚組織無法滿足這些新興的社會期望，其合法性和社會支持將會下降。

轉型與存活的可能性：

1. 作為共享經濟的「管理者」與「規則制定者」：

   • 可能性：國家作為建制化官僚組織，可以不被取代，而是轉型為共享經濟的規則制定者、監管者和協調者。例如，制定平台經濟的勞動法規、消費者保護條款、數據隱私標準等。透過立法和監管，官僚組織可以確保共享經濟的健康發展，並從中獲取稅收和社會效益，維持其在經濟中的關鍵地位。
   • 社會學觀點：這符合「制度化」的邏輯，即新的經濟模式需要舊的社會結構來提供合法性和穩定性。

2. 利用區塊鏈技術「賦能」官僚組織：

   • 可能性：官僚組織可以主動採用區塊鏈技術，提升自身的運作效率和透明度。例如，利用區塊鏈進行身份驗證、產權登記、合同管理、供應鏈追蹤、公共服務記錄等。這不僅能提高行政效率，減少腐敗，還能增強公眾對政府的信任。
   • 社會學觀點：這是一種「技術採用」和「組織學習」的過程，組織需要具備適應新技術的能力，以維持其功能性和競爭力。

3. 從「服務提供者」轉變為「平台促進者」：

   • 可能性：官僚組織可以從直接提供服務，轉變為搭建平台，促進個人和小型組織之間的交換與合作。例如，政府可以建立數據共享平台、創新孵化器、技能培訓項目，支持共享經濟和去中心化創新。
   • 社會學觀點：這體現了組織邊界彈性的擴張，從封閉系統轉向開放互動系統。

核心觀念

本題配分為「全球化」概念說明 10%，以及全球化對社會發展與社會學研究的影響 15%。作答重點不在列舉國際交流現象，而在於：

1. 界定全球化的意義與主要特徵。
2. 運用社會學理論分析全球化的形成機制。
3. 說明全球化如何改變國家、社會階級、文化、勞動與不平等。
4. 進一步討論社會學研究對研究對象、尺度、方法及倫理的影響。

全球化不是單純的「國際化」，而是社會關係跨越國界後，形成高密度、持續性且彼此依賴的全球網絡，使遠方事件能迅速影響本地生活。

一、全球化的意義與特徵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與人口流動等活動，日益超越國家疆界，並透過交通、通訊、資本、資訊及制度網絡，形成全球性的相互連結與相互依賴。

其核心可表述為：

$$\text{全球化}=\text{跨國流動增加}+\text{全球網絡形成}+\text{地方與全球相互影響}$$

主要特徵包括：

1. 跨國流動加速

資本、商品、勞工、資訊、技術、文化符號及人口移動，突破傳統國家疆界。例如跨國企業在不同國家分工生產，移工跨境工作，社群媒體使資訊在全球即時傳播。

2. 時空壓縮

Giddens 認為，現代性使社會關係在遠距離中被重新組織。網際網路、航空與數位金融降低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使一個地區的決策能立即影響另一個地區。

例如美國利率調整，可能影響台灣的匯率、股市與房貸；國際疫情也能迅速轉化為本地的公共衛生與社會治理問題。

3. 全球相互依賴

各社會不再是彼此獨立的封閉單位，而是透過供應鏈、金融市場、國際組織與跨國制度彼此連結。這種依賴同時具有合作與風險擴散的效果。

4. 全球與地方交織

全球化不代表地方性消失。全球制度與文化會被各地重新詮釋，形成「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例如全球連鎖品牌進入台灣後，會配合台灣飲食習慣與消費文化調整產品。

二、解題方法：以「理論—影響—研究」三層分析

本題適合採取三層架構：

1. 先用定義說明全球化是跨國流動與社會關係重組。
2. 再以社會學理論分析全球化如何改變社會發展。
3. 最後討論社會學研究如何因全球化而調整研究尺度、方法及問題意識。

理論上可結合下列觀點：

• Giddens 的現代性與時空分離。
•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
• Robertson 的全球在地化。
• Sassen 對全球城市與跨國資本的分析。
• Castells 的網絡社會理論。
• 全球化批判論對權力與不平等的分析。

三、全球化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1. 經濟發展與生產方式轉型

全球化促使生產、投資與消費跨越國界，形成全球分工與跨國供應鏈。企業可將研發、製造、行銷及服務配置於不同國家，以降低成本並提高效率。

其正面影響包括：

• 增加國際貿易與投資。
• 促進技術移轉與知識流動。
• 創造部分國家的就業與經濟成長機會。
• 擴大消費者可取得的商品與服務。

然而，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並不平均。世界體系理論將全球資本主義區分為核心、半邊陲與邊陲地區。核心國家掌握高附加價值的金融、科技與制度權力，邊陲地區則常集中於低工資、低附加價值的生產。

因此，全球化可能形成：

•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發展不平等。
• 同一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
• 高技能勞工與低技能勞工之間的所得差距。
• 跨國企業與地方勞工之間的權力不對等。

2. 勞動市場與階級結構變化

全球化使勞動市場更具彈性與流動性，但也帶來工作不穩定。企業面對全球競爭，可能採取外包、派遣、短期契約及跨國遷廠等方式降低勞動成本。

此一變化造成：

• 傳統穩定雇用減少。
• 非典型勞動與零工工作增加。
• 勞工議價能力下降。
• 移工與本地勞工在工資及工作機會上產生競爭。
• 女性、移民及低技能勞工更容易集中於低保障工作。

Sassen 的分析指出，全球城市集中了金融、管理、法律與資訊等高階服務，也同時產生清潔、照護、餐飲及運輸等低薪服務工作。全球化因此不是單純擴大中產階級，而是可能造成社會階級兩極化。

3. 國家角色與社會治理轉變

全球化削弱國家對經濟與社會的完全控制，但沒有使國家消失。國家仍負責法律制定、社會福利、治安、邊境管理與公共服務，只是其政策受到跨國市場、國際組織與跨國企業的限制。

國家治理逐漸形成多層次治理：

$$\text{全球治理}=\text{國家治理}+\text{國際組織}+\text{跨國企業}+\text{公民社會}$$

例如勞動保障、環境保護、人權及金融監管，往往同時受到國內法律、國際公約、跨國企業標準與非政府組織倡議影響。

對社會法而言，全球化特別凸顯下列問題：

• 跨國勞動者的勞動權保障。
• 移工聘僱與居留制度。
• 跨境企業的勞動責任。
• 國際供應鏈中的童工、強迫勞動與職業安全。
• 社會福利權是否以國籍、居留資格作為差別待遇基礎。
• 跨境環境污染與企業責任。

國家若為吸引外資而降低勞動或環境標準，可能產生「向下競爭」；國際勞動人權規範與跨國倡議，則可能形成最低保障標準。

4. 文化交流與認同變遷

全球化使文化產品、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大量流動，造成文化混合與文化商品化。青年文化、流行音樂、影視、飲食與時尚，經常同時具有全球性與地方性。

其影響具有雙重性：

• 一方面，文化交流增加多元性，促進不同群體理解。
• 另一方面，強勢國家的語言、媒體與消費文化，可能壓縮弱勢文化的生存空間。

全球化也使個人認同更加多重。個人可能同時具有地方居民、國民、族群成員、移民家庭成員及全球消費者等身分。當全球文化與地方傳統產生衝突時，也可能引發民族主義、宗教保守主義與地方認同的反彈。

5. 社會運動與公民社會跨國化

本題為開放性題目，要求考生結合社會學視角，分析台灣社會當前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並進行深入探討。以下提供一個範例回答，考生可依據個人觀察與學術知識，選擇其他議題進行論述。

範例議題：低薪與結構性貧窮問題

第一部分：最重要問題的確立與理由 (5%)

問題：臺灣社會目前面臨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是結構性低薪與日益擴大的所得差距，導致的普遍性經濟焦慮與貧窮問題。

理由：

1. 廣泛性與普遍性：低薪問題不僅影響部分弱勢群體，而是廣泛存在於許多行業，特別是年輕世代、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等，已成為多數受薪階級的共同困境。這直接影響了人民的生活品質、世代際流動，以及社會的整體活力。
2. 結構性根源：此問題並非單純的經濟週期性波動，而是根植於產業結構、勞動法規、勞資協商力量失衡、全球化競爭壓力、以及教育體系未能有效銜接產業需求等結構性因素。
3. 深遠的社會影響：低薪與貧窮不僅是經濟問題，更引發了諸如生育率下降、高房價下的居住困難、青年「躺平」或「社畜」文化、階級固化、社會信任瓦解、以及心理健康問題等一系列次生社會問題，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4. 世代際影響：低薪限制了年輕世代的儲蓄、購房、成家立業的能力，加劇了世代間的經濟與機會不平等，可能導致社會階層的固化，阻礙社會的世代際流動。

第二部分：相關辯論內容 (5%)

臺灣社會對此問題的辯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低薪的成因辯論：

   • 勞資雙方觀點：資方常認為薪資受市場供需、企業獲利能力、以及員工生產力影響；勞方則認為是企業利潤分配不均、最低工資過低、以及勞動法規保障不足所致。
   • 政府角色辯論：對於政府是否應強力介入、提高最低工資、修訂勞基法、或透過產業政策引導高薪產業發展，存在不同意見。
   • 全球化影響：部分觀點認為，全球化競爭和產業外移是導致國內薪資停滯的主要原因。

2. 解決方案的爭論：

   • 提高基本工資：支持者認為能直接改善基層勞工生活，反對者則擔心可能導致企業成本增加、失業率上升，或助長通膨。
   • 產業升級與轉型：如何從低附加價值的代工製造，轉向高科技、高知識、高薪資的產業，是長期的辯論。但如何具體執行、如何支持中小企業轉型，仍有待釐清。
   • 勞動權益的保障：關於如何強化工會力量、改善勞動條件、落實週休二日、以及保障非典型勞動者權益，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
   • 租稅與財政政策：討論是否應透過更積極的租稅政策（如提高企業稅、資本利得稅），來重新分配資源，支持社會福利和公共建設。
   • 居住正義：高房價被認為是低薪問題的另一面，如何透過房地產政策、社會住宅、囤房稅等措施，降低居住成本，也是重要的辯論議題。

3. 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衝突：

   • 「責任」與「權利」的拉扯：不同世代對「努力工作就應有回報」的期望值、對職場文化（如過勞、責任制）的接受度，以及對個人權益的認知，存在顯著差異，影響了對低薪問題的看法與解決方案的接受度。

第三部分：社會學理論與研究的啟發 (15%)

現有的社會學理論與研究，為理解和解決臺灣的低薪與結構性貧窮問題，提供了深刻的啟發：

1. 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 啟發：此理論關注社會各部分的協調與功能。從這個角度，低薪問題可能被視為社會結構失衡的表現。例如，教育體系未能有效銜接產業需求（功能失調），導致人才錯配；勞動市場的供需機制失靈，無法有效反映勞動的真實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