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班《國際關係》

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是一種國際安全機制，其核心理念是，所有國家都承諾共同對抗任何一個成員國所遭受的侵略。換言之，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攻擊，將被視為對所有成員國的攻擊，所有成員國將聯合起來採取集體行動以抵禦侵略者。

MAD 是「相互保證毀滅」（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縮寫。這是一種戰略理論，主要應用於核武時代的軍事戰略與國際關係。其核心概念是，如果一個擁有核武的國家發動對另一個擁有核武的國家的攻擊，那麼被攻擊國將能夠發動第二次打擊，對攻擊國造成毀滅性的報復。

ASEAN 是「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的縮寫。這是一個區域性組織，於 1967 年成立，其宗旨是促進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文化發展，以及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ASEAN 的成員國包括汶萊、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

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 NDB），又稱金磚國家銀行（BRICS Bank），是由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於 2014 年倡議成立的多邊開發銀行。其總部位於中國上海。新開發銀行的主要宗旨是為金磚國家及其他新興經濟體和開發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和永續發展專案提供資金支持。

這題主要在探討「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HST）的核心概念、其解釋國際體系穩定性的機制，以及冷戰後單極體系下的國際穩定性問題。

一、霸權穩定論的定義與機制：

霸權穩定論認為，一個由單一強權（霸權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比多極或兩極體系更能維持穩定與開放。霸權國之所以能創造穩定的國際體系，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1. 提供公共財（Public Goods）： 霸權國願意承擔提供國際公共財的成本，例如自由貿易體系、開放的航運路線、共同的安全保障、穩定的匯率等。這些公共財有助於降低國際交往的成本，促進全球經濟的發展，進而增進整體國家的利益。
2. 制定和維護國際規則： 霸權國有能力制定並強制執行國際規則與規範，確保國際交往的秩序性，並懲罰破壞規則的行為者。這有助於減少國家間的不確定性與衝突。
3. 解決集體行動問題： 國際合作常面臨集體行動問題，即個別國家因擔心搭便車或付出過多成本而傾向不合作。霸權國可以透過其影響力，協調各國行動，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
4. 威懾潛在挑戰者： 霸權國強大的軍事與經濟實力，足以威懾其他國家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從而防止大規模戰爭的發生。

二、冷戰後單極體系下的國際穩定性：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強權，形成了所謂的「單極體系」。美國在此體系中扮演了霸權國的角色，積極介入各地區的政治與經濟事務，試圖維持其主導的國際秩序。

關於冷戰後國際體系是否穩定，以及何謂穩定或不穩定，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分析：

• 穩定的觀點：
  • 未發生大規模全球戰爭： 自冷戰結束以來，世界並未發生如兩次世界大戰或冷戰時期那樣，由主要大國之間直接引發的全面性戰爭。
  • 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擴展： 在美國主導下，全球化進程得以加速，國際貿易和投資蓬勃發展，為許多國家帶來了經濟成長。
  • 國際制度的強化： 美國支持並強化了許多國際組織和制度，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為國際合作提供了框架。

這題考查的是 19 世紀歐洲國際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3-1856），重點在於俄國擴張的動機、英法介入的原因、戰爭對歐洲均勢的影響，以及設想俄國勝利可能帶來的後果。

一、俄國擴張的契機：

1853 年爆發的克里米亞戰爭，根源在於俄國長期以來的「南方出海口」戰略，以及對奧斯曼帝國衰落的機會主義。

1. 對南方出海口的渴望： 俄國是一個內陸國家，但其戰略目標長期以來都指向獲得溫水港，特別是能夠通往地中海的港口。這意味著俄國需要向南擴張，穿越黑海，並控制達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
2. 奧斯曼帝國的衰落： 18 世紀末以來，奧斯曼帝國（鄂圖曼土耳其）逐漸衰落，被稱為「歐洲病夫」。這為俄國提供了擴張的機會。俄國希望利用奧斯曼帝國的虛弱，吞併其在巴爾幹半島和高加索地區的領土，並爭取對東正教徒的保護權，從而擴大其在中東歐的影響力。
3. 宗教與民族主義因素： 俄國自詡為東正教世界的保護者，並利用保護巴爾幹地區的東正教徒作為干預奧斯曼內政的藉口。同時，斯拉夫民族主義的興起也推動了俄國對斯拉夫民族國家的支持和潛在的吞併。
4. 歐洲均勢的誤判： 俄國可能誤判了歐洲其他大國對其行動的反應。在神聖同盟（Concert of Europe）框架下，俄國認為奧地利會保持中立，而英法也可能因各自的利益考量而不會強烈介入。

二、英法介入戰爭的原因：

英國和法國介入克里米亞戰爭，主要是出於對俄國擴張的戰略擔憂和維護自身利益的考量。

1. 維護歐洲均勢與海上權益（英國）： 英國最擔心的就是俄國獲得對黑海和地中海的控制權，這將嚴重威脅英國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線。如果俄國控制了達達尼爾海峽，英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將大大削弱。英國也希望阻止俄國吞併奧斯曼帝國，因為這將改變歐洲的力量平衡，對英國不利。
2. 遏制俄國勢力擴張（法國）： 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希望藉由對抗俄國，提升法國在歐洲的地位和聲望，並挑戰沙皇俄國在歐洲事務中的主導權。同時，法國也擔心俄國在東方（奧斯曼帝國）的擴張會對法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如保護天主教徒的權益）造成威脅。
3. 對奧斯曼帝國的承諾與擔憂： 儘管奧斯曼帝國衰弱，但英法仍視其為歐洲均勢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不希望看到俄國完全控制黑海，並對奧斯曼帝國的完整性有一定程度的維護意願，儘管這種維護更多是出於戰略考量而非對奧斯曼的真正支持。
4. 宗教爭議的導火線： 戰爭的直接導火線是關於在聖地（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和猶太教（實際上是天主教與東正教）聖地管理權的爭議，法國作為天主教國家的保護者，與俄國作為東正教國家的保護者之間存在矛盾。

三、戰爭的影響與對歐洲均勢的改變：

克里米亞戰爭的結果是聯軍（英法奧土等）戰勝俄國，這對歐洲均勢產生了深遠影響，最重要的是：

這題主要探討「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概念、形成、特徵，並以 2021 年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6）為案例，分析全球環境治理的行為者、模式與成效。

一、全球治理的形成與特徵：

形成：
全球治理並非單一的政府或權力中心，而是一個複雜的、多層次的、跨國界的互動體系。它的形成是以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1. 全球性問題的出現： 隨著全球化深入，諸如氣候變遷、傳染病（如 COVID-19）、金融危機、貧困、恐怖主義、核擴散等問題，超越了單一國家的能力範圍，需要跨國界的合作來應對。
2. 國家主權的局限性： 儘管國家仍是國際體系中最主要的行為者，但面對全球性挑戰，單一國家的能力和意願都顯得不足，促使國家尋求國際合作。
3. 國際組織與機制的發展： 自二戰後，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區域組織、國際金融機構（IMF、World Bank）等不斷建立和發展，為全球治理提供了平台和制度框架。
4. 非國家行為者的崛起： 跨國公司、國際非政府組織（NGOs）、學術機構、基金會、甚至個人，在推動全球議程、提供專業知識、監督執行等方面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5. 資訊技術的發展： 網際網路和通訊技術的進步，促進了資訊的流通，加強了跨國界的連結和動員，也使得全球性議題更容易被關注和討論。

特徵：

1. 多層次性（Multi-layered）： 全球治理涉及從國際層面（如聯合國）到區域層面（如歐盟、ASEAN）再到國家及地方層面的多重互動。
2. 多行為者參與（Multi-actor）： 參與者不僅包括國家，還有國際組織、跨國公司、NGOs、公民社會、專家、個人等。
3. 規則與規範導向（Rule-based）： 依賴於國際法、國際條約、國際準則、以及各種非正式的協定和共識來規範行為。
4. 合作與競爭並存（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儘管強調合作，但國家之間以及不同行為者之間也存在利益衝突和競爭。
5. 非權威性與非強制性（Non-authoritative and Non-coercive）： 與國內政府不同，全球治理缺乏統一的強制權力機構，其執行很大程度上依賴參與者的自願、聲譽、以及間接的壓力。
6. 複雜性與不確定性（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由於參與者眾多、利益多元，全球治理過程往往是複雜且充滿不確定性的。

二、以 COP26 為例分析全球環境治理：

2021 年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6）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旨在推動各國落實《巴黎協定》的目標，將全球升溫控制在工業化前水準以上 1.5°C 以內。

1. 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的行為者：

• 國家（States）： 這是最主要的行為者，包括已開發國家（如美國、歐盟成員國、英國）和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非洲國家）。它們是簽署和執行國際氣候協議的主體。
• 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UNFCCC）秘書處是 COP 大會的主辦方，負責協調談判進程。其他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等也扮演重要角色。
• 跨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許多大型企業，尤其是能源、科技、金融等領域的公司，參與其中，承諾減排、投資綠色技術，或遊說政府制定有利於其轉型的政策。
• 國際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GOs）： 如綠色和平（Greenpeace）、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氣候行動網絡（Climate Action Network）等，它們通過倡議、監督、公眾教育等方式，施壓各國政府和企業採取更積極的氣候行動。
• 城市與地方政府（Cities and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許多城市和地區政府也在積極推動氣候行動，如發展公共交通、建設綠色建築等，並在 COP 會議期間與國家層面互動。
• 科學界（Scientific Community）： 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的報告為 COP 大會提供了科學基礎和緊迫性。科學家們也參與到各種討論和倡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