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甲組《中國史》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唐宋變革論」及其後續的歷史時段定位。核心問題不是單純比較唐、宋制度，而是分析：

1. 唐宋之際社會支配階層如何由門閥貴族轉向士大夫、地方士紳。
2. 科舉、官僚制度、經濟發展與宗族重組如何促成這項轉變。
3. 這些變化如何使宋代被部分學者定位為中國「近世」或「早期近代」的開端。
4. 元、明、清如何延續或改變宋代形成的社會結構，並促使學界修正線性的「貴族衰落—平民崛起」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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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方法

本題宜採取「歷史現象—時代定位—後續發展—史學反思」四層作答：

• 先說明門閥貴族衰落與士大夫興起的具體現象。
• 再解釋這些現象為何使宋代被視為新的歷史階段。
• 接著依序討論元、明、清的延續與變化。
• 最後指出「唐宋變革論」的貢獻與限制，提出較周延的時代分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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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宋之際門閥貴族的衰落

唐代前期仍保有濃厚的門閥政治色彩。關隴集團、山東士族等家族憑藉祖先聲望、婚姻網絡與政治資源，長期壟斷高級官職。即使唐代已有科舉，前期科舉仍未完全取代門第，真正進入中央政治核心者，往往仍具有家族背景。

然而，唐中葉以後門閥制度逐漸瓦解，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 安史之亂破壞傳統政治秩序

安史之亂後，中央控制力下降，藩鎮割據、戰亂與人口流動削弱了北方舊族的土地、財產與政治網絡。唐末五代的長期動亂，更使許多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名門失去實際支配力。

2. 士族特權受到制度與政治變化衝擊

武則天時代大量任用科舉出身者，擴大寒門士人進入官僚體系的機會。雖然科舉尚未立刻消滅門閥，但政治人才的來源開始由家世逐漸轉向考試、行政能力與皇帝任用。

3. 舊士族的社會識別力下降

唐末以後，單純標榜門第已難以保證政治地位。新的家族必須透過科舉入仕、任官、婚姻與置產，才能建立持久的社會聲望。這表示「世襲門第」逐漸被「官僚—科舉—家族」的新型精英模式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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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士人與平民上升的歷史現象

宋代並非完全消除社會階層，而是形成一種以科舉、官僚與地方文化為核心的新型士大夫社會。

1. 科舉制度擴張

宋代擴大科舉錄取人數，並提高進士科的政治地位。士人透過考試取得官職，理論上不必依賴傳統門第。科舉雖然實際上仍受到家庭財力、教育資源與地域差異影響，但它確實提供了較具制度性的社會流動管道。

宋代官僚的正當性，主要建立在「以文取士」與儒家經學之上。士人不只是讀書人，也是國家治理、地方教化與政治批評的主要承擔者。

2. 文官政治與士大夫政治形成

宋代為防止武人重演唐末五代的割據，強化中央集權與文官統治。樞密院、三司等制度使軍政、財政與行政受到中央控制；地方官多由中央派遣，文官在政治地位上高於武人。

因此，宋代形成以皇帝為核心、以科舉官僚為骨幹的政治秩序。士大夫透過「祖宗之法」、經學義理與公共政治論述，建立自身的政治文化。

3. 地方士紳與宗族發展

宋代士人不必長期居住中央，也可以在地方建立影響力。他們透過興辦學校、主持祠祀、修譜立祠、賑濟鄉里與參與地方公益，逐漸成為地方社會的領導者。

宋代宗族也與魏晉南北朝的門閥不同。它不再主要依靠古老血統，而是透過科舉功名、族產、家法與教育來維繫。新興家族可以藉由數代讀書入仕，建立新的地方名望。

4. 經濟與社會流動加快

宋代商品經濟、城市發展、貨幣流通與區域市場明顯成長。坊市制度鬆弛，城市商業活動增加，東南經濟地位上升。印刷術普及與書籍流通，也擴大讀書與儒學教育的社會基礎。

因此，宋代社會出現新的富民、商人、地主與地方精英。所謂「平民崛起」，並不是所有平民都能進入上層，而是指出身限制相較於中古門閥時代降低，社會上出現更多透過財富、教育與科舉取得地位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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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宋變革論與宋代的時代定位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認為中國歷史在唐宋之間發生重大轉型。其主要判斷包括：

• 中古門閥貴族政治衰退。
• 君主專制與中央集權加強。
• 科舉官僚成為政治主體。
• 庶民與新興地主的社會地位上升。
• 城市、商業與貨幣經濟發展。
• 儒學、文學與思想出現新的樣貌。

在這種解釋下，宋代不再只是唐代制度的延續，而是中國「近世」的開端。宋代的「近世性」主要表現在三方面：

第一，政治上由貴族政治轉向君主—官僚政治。

皇帝直接控制官僚，官員透過科舉與任官取得地位，傳統世族不再壟斷中央政治。

第二，社會上由門第本位轉向功名與財產本位。

家族地位需要透過科舉、任官、置產與教育重新建立，社會流動與新家族形成更為重要。

第三，經濟與文化上出現早期近代特徵。

城市商業、印刷出版、教育普及與地方文化發展，使宋代呈現不同於中古的社會活力。部分學者因此將宋代視為中國早期近代的起點，甚至認為宋代在某些方面具有近代化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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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代：士大夫秩序的延續與斷裂

元代的建立對宋代士大夫社會造成重大衝擊，但並未完全摧毀其制度與文化遺產。

1. 科舉中斷與族群秩序重組

元朝建立後，科舉一度中斷，直到仁宗延祐年間才恢復。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等身分差序，使政治任用不再單純依循宋代的科舉原則。

元代政治中，蒙古貴族、色目官僚與軍事集團具有重要地位，這使宋代所形成的文官政治受到削弱。因而「貴族衰落、士人上升」並不是不可逆轉的直線過程。

2. 士人的地方化與文化延續

元代士人受到仕進限制，部分轉向地方教育、書院、文學、宗族與地方公益。他們雖未必能如宋代士大夫一般直接參與中央政治，卻保存了儒學傳統並重建地方社會的文化秩序。

因此，元代同時具有「士大夫政治受壓抑」與「士人地方社會化」兩種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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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代：文官體制擴張與皇權加強

明代恢復並強化科舉，士大夫重新成為國家官僚的主要來源，但其政治自主性受到皇權更嚴密的控制。

1. 科舉與士紳階層普及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明太祖如何透過制度變革集中皇權，以及學界如何評價此一變革的政治意義與實際效果。可選擇「廢丞相、罷中書省」作答，因為這是明太祖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制度改革之一。

其中須掌握三個概念：

1. 丞相制度：丞相原為皇帝之下最高行政官，統領百官、協調政務，具有制衡與分權功能。
2. 中書省：中書省是中央行政機關，丞相通常兼領中書省，負責承接皇帝命令、統攝六部。
3. 內閣與宰相的差異：明代後來雖設內閣，內閣大學士與首輔具有重要政治影響力，但在法定地位上並非宰相，不能直接統領六部，也沒有獨立法定行政權。

因此，本題不能只寫「朱元璋廢除丞相、加強皇權」，必須進一步說明制度內容、改革背景、運作後果，以及研究者對其影響的不同解釋。

解題方法

作答可依序採取「背景—內容—實際運作—學術解釋」四層架構：

1. 交代胡惟庸案與明太祖對相權的疑慮。
2. 說明廢丞相、罷中書省後，中央行政權如何重新配置。
3. 分析皇帝直領六部所造成的權力集中與行政負擔。
4. 以至少兩種研究成果，呈現「皇權強化」與「制度運作仍需官僚協調」等不同層次的理解。

這樣能同時回答制度史與政治史問題，也能呈現研究所考試重視的史學分析能力。

一、改革背景

明初沿用元代中書省制度，中央行政權集中於中書省，丞相統領六部，權力相當龐大。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以謀反罪被誅，明太祖遂以此為契機，認定丞相制度容易形成權臣擅政、內外勾連的局面。

然而，胡惟庸案不只是單純的刑事案件，也被明太祖轉化為改革中央政治制度的理由。其後，明太祖正式廢除中書省與丞相職位，並規定後世不得恢復丞相制度。

二、制度內容

1. 廢除中書省與丞相

洪武十三年，明太祖廢除中書省，並取消左、右丞相。原本由丞相統攝的行政權，改由皇帝直接掌握。

原先的行政流程大致是：

$$皇帝 \rightarrow 中書省、丞相 \rightarrow 六部$$

改革後則改為：

$$皇帝 \rightarrow 六部$$

六部尚書直接向皇帝負責，六部各自處理本部事務，不再接受丞相統一節制。

2. 權力集中於皇帝

廢相後，皇帝兼具最高決策者與最高行政協調者的角色。軍政、財政、司法、人事等重大政務，都須直接呈報皇帝裁決。

明太祖並進一步規定，後世不得重新設置丞相。這表示廢相不是臨時性人事調整，而是具有制度性與永久性的政治變革。

3. 設置殿閣大學士作為輔助

廢相後，皇帝政務負擔大幅增加。為處理大量奏章，明太祖設置殿閣大學士，協助皇帝整理文書、提供諮詢。

但是，洪武時期的殿閣大學士主要是皇帝的顧問與文書助手，並沒有丞相那種統領百官的法定權力。至明成祖以後，內閣制度逐漸發展，內閣大學士與首輔的實際影響力才日益提高。

因此，必須區分：

• 丞相：法定行政首長，能統領六部。
• 內閣大學士：起初是皇帝身邊的輔政與文書人員，法定上不能取代丞相。
• 內閣首輔：後來可能成為實際政治領袖，但權力仍取決於皇帝信任與政治情勢。

三、制度影響

1. 皇權與相權的關係改變

廢相後，中央不再存在一個可以統攝百官、與皇帝分掌行政權的法定官職。這使皇帝能直接控制六部，削弱了傳統相權對皇權的牽制。

從制度設計而言，明太祖建立的是「皇帝直接統轄行政機關」的體制，皇權因此達到高度集中。

2. 行政效率與皇帝負擔並存

廢相可以避免丞相專權，卻也使皇帝必須親自處理大量政務。明太祖本人勤於政事，能長時間批閱奏章，但此種制度高度依賴皇帝個人能力與勤惰。

明代後來出現內閣、司禮監等機構，正是因為皇帝不可能永久獨自處理所有行政事項。換言之，廢相消除了法定宰相，卻沒有消除行政協調的需要；這些功能後來轉由內閣及其他近侍機構以不同形式承擔。

3. 形成「無宰相而有首輔」的政治特色

明代沒有法定宰相，但內閣首輔在某些時期可能具有近似宰相的實際作用，例如票擬、協調部院、影響人事與政策。

本題聚焦於晚清至民國時期，中國知識界與社會如何理解「列強」的行為，並提出應對策略，同時要求引用學界研究進行評述。這是一個關於中國近代化進程中，回應西方衝擊的宏大議題。

一、中國知識界與社會如何思考「列強」的行為

面對列強的侵略與滲透，中國知識界與社會對「列強」的行為有著複雜且不斷演變的認知。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與面向：

1. 初期（晚清前期，約鴉片戰爭至甲午戰爭前）：「夷」的觀念與「天朝」的傲慢

   • 認知：將列強視為「夷狄」，認為其行為野蠻、貪婪，但其制度不如中國。對列強的軍事技術優勢感到震驚，但對其政治、文化體系缺乏深入理解。
   • 代表人物/思想：林則徐、魏源等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已開始認識到列強的「長技」，但仍以「制夷」為目標，潛意識中仍是中國中心主義。

2. 中期（晚清中後期，約甲午戰爭至辛亥革命）：「變」的覺醒與「救亡圖存」的緊迫

   • 認知：甲午戰爭的慘敗，徹底打破了「天朝」的迷夢，使知識界認識到列強的強大不僅在於軍事技術，更在於其政治體制、經濟實力與民族主義。列強的行為被理解為帝國主義的擴張，對中國構成嚴重的生存威脅。
   • 代表人物/思想：
     • 改良派：康有為、梁啟超等，認為列強的強大源於君主立憲、發展工商業，主張學習列強的制度，進行變法維新以求自強。他們將列強的行為視為啟發中國變革的外部動力。
     • 革命派：孫中山等，認為列強的行為是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體現，改良無法救國，必須推翻專制王朝，建立共和，才能抵禦外侮。他們將列強的行為視為中國專制落後的必然結果，並認為只有徹底變革才能與列強平等。
     • 部分知識分子：如嚴復，翻譯西方著作，介紹西方哲學、政治思想，深刻反思中國的落後根源，認為列強的強大與其思想文化有關。

3. 後期（民國時期）：「帝國主義」的批判與民族解放的追求

   • 認知：五四運動前後，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列強的行為被更清晰地界定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其本質是資本主義的擴張，對中國的壓迫不僅是政治和經濟上的，更是文化上的。
   • 代表人物/思想：
     • 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與民主，批判傳統文化，認為中國的落後與傳統文化有關，而列強的強大與其科學、民主的制度有關。
     • 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將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作為核心目標。國民黨在國共合作時期，也將「打倒列強，除軍閥」作為口號。共產黨則將列強視為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

二、中國知識界與社會提出的各種對應方案

面對列強的衝擊，中國知識界與社會提出了多種對應方案，這些方案隨著對列強行為的認知深化而演變：

1. 「師夷長技以制夷」與「求強」：

   • 內容：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和器物，用以抵抗西方侵略。這是洋務運動的核心思想。
   • 實踐：創辦軍事工業（如江南製造總局、福州船政局）、新式學堂（如京師同文館）、派遣留學生等。

2. 「變法維新」與「求富」：

   • 內容：不僅學習技術，更要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君主立憲）、經濟體制（發展工商業）和教育體系，以實現國家的富強。
   • 實踐：戊戌變法，試圖進行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等方面的改革。

3. 「推翻專制，建立共和」：

   • 內容：認為列強侵略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專制體制，必須推翻清朝統治，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共和國，才能真正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
   • 實踐：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

4. 「全盤西化」與「反思傳統」：

   • 內容：新文化運動時期，部分知識分子認為中國的落後不僅在制度，更在文化，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與民主，甚至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深刻反思與批判。
   • 實踐：提倡白話文，創辦新式學術刊物，引進西方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