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 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研究所財務工程組《經濟學》

核心觀念

• 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在資源有限且資源配置達到效率 (Pareto‑optimal) 時，增加一單位某商品所必須犧牲的另一商品數量。等同於生產可能曲線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PPF) 的斜率的絕對值。
• 資源限制：

解題方法

1. 確定已生產的 $x$ 數量：$x=85$。代入資源方程式，計算已使用的資源量。
2. 求剩餘資源：從總量扣除已使用的部分，得到可供生產 $y$ 的資源餘額。
3. 計算在剩餘資源下最大可能的 $y$ 數量：將剩餘資源代入三個不等式，取最小值即為 $y$ 的上限。
4. 判斷哪一個資源是綁定 (binding) 的：在 $x=85$ 與該上限的 $y$ 結合時，哪一個不等式恰好等於上限，即為限制因素。
5. 求機會成本：若增加 1 單位 $x$，必須減少多少單位 $y$ 以維持所有資源不超額。當唯一綁定資源為倉儲時，機會成本 = 1。

步驟詳算

1. 已使用資源

2. 剩餘資源

核心觀念

• 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在生產可能性曲線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PPF) 上，生產「一單位」商品 x 必須放棄的 y 數量，即 $\text{OC}_{x}= \frac{\Delta y}{\Delta x}$。
• 有效率產出 (Efficient Production)：位於 PPF 上的產出點，表示資源完全利用且不存在產出更大的空間。
• 線性 PPF：若 PPF 為直線，機會成本為常數，等於曲線的斜率絕對值 $|\frac{\Delta y}{\Delta x}|$。

解題方法

1. 取得 (A) 題的 PPF
   (A) 題通常會給出兩個極端產出點，例如

$(x=0,\;y=15),\qquad (x=30,\;y=0)$

以此可求得直線斜率

$\frac{\Delta y}{\Delta x}= \frac{0-15}{30-0}= -\frac{1}{2}.$

2. 寫出 PPF 的方程式

$y = 15 - \frac{1}{2}x.$

3. 代入「有效率產出 10 單位 y」求對應的 x

$10 = 15 - \frac{1}{2}x \;\Longrightarrow\; \frac{1}{2}x = 5 \;\Longrightarrow\; x = 10.$

4. 計算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為斜率的絕對值：

核心觀念

• 政府支出乘數：在簡化的開放經濟模型中，若政府支出與產出同時變動，乘數為
  $\text{Multiplier}= \frac{1}{1-c-g+m}$
  其中 $c$ 為邊際消費傾向，$g$ 為政府支出之邊際傾向（即 $G=gY$），$m$ 為邊際進口傾向。
• 稅制差異對乘數的影響：
  • 固定稅（lump‑sum）：稅收不隨產出變動，對邊際消費無影響，故式子保持 $c$。
  • 比例稅（proportional）：稅額 $T=tY$（$t>0$），可支配所得變為 $(1-t)Y$，消費變為 $c(1-t)Y$，因此乘數分母變為 $1-c(1-t)-g+m$。

解題方法

1. 為兩個經濟體寫出產出均衡方程式。
   • 經濟 1（固定稅）
     $Y = cY + g_1Y + I + X - mY$
     $\Rightarrow Y[1-c-g_1+m] = \text{自主支出}$
     $\boxed{\text{Multiplier}_1 = \frac{1}{1-c-g_1+m}}$
   • 經濟 2（比例稅）
     $Y = c(1-t)Y + g_2Y + I + X - mY$
     $\Rightarrow Y[1-c(1-t)-g_2+m] = \text{自主支出}$
     $\boxed{\text{Multiplier}_2 = \frac{1}{1-c(1-t)-g_2+m}}$
2. 比較兩個分母大小。

本題考驗獨占廠商的利潤最大化行為與經濟利潤的計算。獨占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其決策點在於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 (MR=MC) 的產量。經濟利潤則由總收益減去總成本計算。

首先，我們從圖中找出廠商利潤最大化的產量。
廠商會在邊際收益 (MR) 等於邊際成本 (MC) 的點進行生產。
從圖中可見，MR 與 MC 的交點出現在產量 (Quantity) 為 5 的位置。
因此，利潤最大化的產量為 $Q = 5$ 單位。

接著，我們找出在此產量下的價格 (Price) 和平均總成本 (ATC)。
在產量 $Q=5$ 時，廠商面臨的需求曲線 (D) 上的價格為 $P \approx 35$。
在此產量 $Q=5$ 時，平均總成本 (ATC) 的值，我們需要從圖中讀取。

本題考驗完全競爭市場下廠商的短期生產決策。完全競爭廠商在短期內會選擇在邊際成本 (MC) 等於市場價格 (P) 的產量點生產，但前提是價格必須高於平均變動成本 (AVC)。

首先，我們需要根據提供的總固定成本 (TFC) 和總變動成本 (TVC) 來計算邊際成本 (MC) 和平均變動成本 (AVC)。

核心觀念

邊際消費傾向（MPC）是可支配所得每增加一單位時，消費支出的增加量：

其中，$\Delta C$ 是消費支出的變動，$\Delta Y_d$ 是可支配所得的變動。

解題方法

可支配所得從 $11 兆增加到 $12 兆，因此：

逐一對照選項中的消費支出與 MPC。若消費支出從 $4.2 兆增加到 $5.0 兆，則：

因此，消費支出應增加至 $5.0 兆，MPC 為 0.80。

選項分析

核心觀念

• 實際商業循環（Real Business Cycle, RBC）模型：解釋經濟波動的主體是技術或生產力衝擊，市場透過價格（實質工資、實質利率）自行調整，無需貨幣政策介入。
• 投資需求衝擊：若投資需求因外部衝擊下降，等同於資本邊際產出（MPK）下降，產出與就業皆會減少。
• 邊際產出與實質利率的關係：在完全競爭且資本市場清潔的情況下，實質利率 $r$ 等於資本的邊際產出 $MPK$（即 $r = MPK$），因此 $MPK$ 下降時 $r$ 亦下降。
• 實質工資與產出關係：實質工資 $w$ 等於勞動的邊際產出 $MPL$，產出減少時 $MPL$ 下降，故 $w$ 下降。

解題方法

1. 先判斷衝擊類型：題目敘述「severe shock that decreases investment demand」屬於 需求端衝擊，在 RBC 中會影響資本的邊際產出。
2. 根據 RBC 的均衡條件：

$r = MPK,\qquad w = MPL$

需求減少 ⇒ $MPK$ 下降 ⇒ $r$ 下降；同時 $MPL$ 下降 ⇒ $w$ 下降。
3. 檢視選項是否符合上述推論，排除與模型不相干的政治/財政指標（如 FED、結構性赤字）。

核心觀念

短期總供給取決於實質工資，也就是貨幣工資相對於物價水準的大小：

其中 $W$ 是貨幣工資，$P$ 是物價水準。若兩者按相同比例下降，實質工資不變，廠商的實質勞動成本也不變，因此願意供給的產量不變。

解題方法

起初經濟位於 $A$ 點，實質 GDP 為 13.0 兆美元，物價水準為 110。貨幣工資與物價水準都下降 10%，則：

實質工資維持原值，所以產量仍為 13.0 兆美元。圖形上，貨幣工資下降使短期總供給線由 $SAS_0$ 移至右側的 $SAS_2$；

(I) 中美貿易戰始末與近期消息概述：

中美貿易戰的導火線可以追溯到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認為長期以來美國對中國存在龐大的貿易逆差，並且指責中國在智慧財產權、技術轉讓、產業補貼等方面存在不公平競爭行為。

始末：

1. 2018年3月： 美國宣布對進口鋼鐵和鋁材徵收關稅，並點名中國。隨後，美國以「301調查」為由，宣布對價值約 5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2. 2018年7月： 中國立即採取報復措施，對美國價值約 340 億美元的商品加徵關稅。
3. 2018年9月： 美國進一步宣布對價值 20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 10% 的關稅，並威脅若中國報復，將把關稅提高到 25%。中國也宣布對價值 600 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徵關稅。
4. 2018年底至2019年初： 雙方進行了幾輪談判，試圖達成協議。2018年12月，兩國領導人在 G20 峰會期間同意暫停貿易戰，進行為期 90 天的高層磋商。
5. 2019年5月： 談判破裂，美國將對價值 2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的關稅從 10% 提高到 25%，並威脅對剩餘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中國也升高了對美國商品的關稅。
6. 2019年底： 雙方在部分議題上達成「第一階段協議」，美國暫停了原定於 2019 年 12 月 15 日對部分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中國也同意增加購買美國農產品和能源，並在智慧財產權保護等方面做出承諾。但許多結構性問題仍未解決，高關稅依然存在。
7. 2020年至今： 雖然簽署了第一階段協議，但中美關係持續緊張。新冠疫情的爆發加劇了雙方的對立。美國持續對中國科技公司（如華為、中芯國際）實施制裁，並在南海、台灣等議題上加強對抗。拜登政府上任後，部分關稅措施仍被保留，且在科技、人權、地緣政治等領域持續與中國競爭。近期，美國再次考慮或實施新的關稅措施，並強調「去風險化」(de-risking) 而非「脫鉤」(decoupling)。中國則持續強調開放與合作，並尋求在高科技領域的自主發展。

近期消息：

• 關稅維持與審查： 美國拜登政府持續審查前任政府加徵的關稅，但尚未大幅取消。部分企業呼籲取消關稅以降低成本，但也有聲音認為關稅是施壓中國的籌碼。
• 科技戰升級： 美國持續限制中國獲取先進半導體技術和設備，並要求盟友配合。中國則積極推動半導體產業自主化。
• 「去風險化」取代「脫鉤」： 美國及其盟友開始強調「去風險化」，意即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降低潛在風險，而非完全與中國經濟脫鉤。
• 地緣政治緊張： 台灣問題、南海問題、俄烏戰爭等國際地緣政治因素，持續影響中美關係，並間接影響貿易戰的走向。
• 中國經濟挑戰： 中國國內經濟面臨房地產市場風險、消費需求疲軟、青年失業率高等挑戰，這也影響其應對外部壓力的策略。

(II) 中美貿易戰對臺灣匯率（直接匯率）的影響：

影響臺灣匯率（新臺幣兌美元，即直接匯率）的因素眾多，包括經常帳餘額、資本移動、央行干預、國際資金流向、以及市場預期等。中美貿易戰透過多種途徑影響這些因素，進而影響新臺幣匯率。

模型分析：
我們可以使用簡單的國際收支模型或總體經濟模型來分析。

1. 經常帳餘額的影響 (Trade Balance Effect)：

   • 對中國的出口影響： 中美貿易戰導致中國的出口需求受到影響，特別是對美國的出口。作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一環，中國出口的減少可能間接影響對臺灣中間財（如電子零組件、半導體）的需求。
   • 對臺灣出口的影響：
     • 直接影響： 若臺灣的產品（尤其是高科技產品，如晶片）成為中美貿易戰下的替代品或轉單效應的受益者，則臺灣對美國的出口可能增加，或臺灣對中國的出口因中國尋找替代供應來源而增加。這將增加對新臺幣的需求，推升新臺幣匯率（升值）。
     • 間接影響： 如果中美貿易戰導致全球經濟成長放緩，這將抑制整體出口需求，包括對臺灣出口的需求，進而減少對新臺幣的需求，壓低新臺幣匯率（貶值）。
   • 總體而言： 臺灣在全球電子產業鏈中扮演關鍵角色。中美貿易戰初期，部分產業（特別是半導體）因轉單效應，對臺灣出口有利，有助於新臺幣升值。但若貿易戰長期化，全球經濟放緩，則可能對臺灣出口造成負面衝擊，壓抑新臺幣。

2. 資本移動與資金流向 (Capital Flows Effect)：

   • 避險需求 (Safe Haven Demand)： 在地緣政治緊張和經濟不確定性增加時，美元通常被視為避險貨幣。中美貿易戰增加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可能導致國際資金從新興市場（包括臺灣）流向美元資產，增加對美元的需求，減少對新臺幣的需求，導致新臺幣貶值。
   • 台商資金回流 (Reshoring/Onshoring)： 為了規避關稅和供應鏈風險，部分台商可能將生產基地從中國轉移回臺灣或第三地。若資金跟隨生產線回流臺灣，將增加對新臺幣的需求，推升新臺幣匯率。
   • 外資投資決策： 貿易戰的不確定性可能使外資對投資臺灣市場猶豫，影響外資流入，進而影響匯率。

3. 市場預期與信心 (Expectations and Confidence Effect)：

   • 貿易戰的持續與升級會影響市場參與者的預期。如果市場預期貿易戰將長期化並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衝擊，會加劇避險情緒，導致資金流向美元，壓低新臺幣。
   • 反之，如果市場認為臺灣經濟能夠從貿易戰中受益（如轉單效應），則可能支撐新臺幣。

4. 央行干預 (Central Bank Intervention)：

   • 面對匯率的劇烈波動，臺灣央行可能會進行干預，例如在外匯市場上買賣美元，以穩定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