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民法組《民事身分法與民事訴訟法》

本題主要在探討非婚生子女認領之相關法律問題，以及其時效與效力。

核心觀念：

1. 非婚生子女的認領：包括 स्वतः認領、法院強制認領。
2. 認領之效力：溯及既往。
3. 時效規定：對於子女或母親之請求權時效。
4. 特定情況下（如父已死亡）之認領方式。

解題思路：

題型一：丙男詢問如何讓 A 認祖歸宗成為法律上的子女

首先，我們要釐清丙男與 A 的親子關係。根據案例事實，丙男與乙女有染，且經 DNA 鑑定證實 A 與甲無血緣關係，丙男亦坦承 A 是其骨肉。這確立了丙男為 A 的生父。

丙男希望 A 認祖歸宗成為他法律上的子女，這代表丙男希望建立法律上的父子關係。我國法律對於非婚生子女的認領有以下規定：

1. ** स्वतः認領 (民法第 1064 條)：**

   • 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視為婚生子女。
   • 前項認領， स्वतः為之，或由法定代理人為之。
   • 非婚生子女之生父，認領該子女時，應注意其子女之年齡。若子女為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即母親乙女）協助或同意。
   • 在本案例中，丙男可以向 A 表示認領之意。若 A 為未成年人，原則上需要乙女同意。然而，如果乙女不同意，丙男仍有其他途徑。

2. 法院強制認領：

   • 依民法第 1065 條第 2 項規定： 依民法第 1064 條之規定，非婚生子女為成年人者，得自行請求生父認領。
   • 依民法第 1065 條第 3 項規定： 非婚生子女之生母，或子女，或其法定代理人，得請求生父認領之。
   • 時效問題 (民法第 1065 條第 3 項)： 請求認領之訴，自子女出生時起，經 5 年，不得提起之。
   • 在本案例中，A 出生於 2009 年 10 月 1 日。現在是 2022 年。所以，A 已經超過 5 年的請求權時效。因此，A 本人（若已成年）或其法定代理人（乙女）已不得向丙男提起「請求認領之訴」。
   • 丙男的立場： 丙男是生父，他主動想認領。因此，丙男可以「 स्वतः認領」。若 A 是未成年人，丙男仍可嘗試與乙女協商，若乙女不同意，丙男可否以「自己」的名義向法院請求「確認親子關係」？
     • 實務上，若生父願意認領，但母親阻撓，生父可以透過訴訟「確認親子關係」，法院會依據 DNA 鑑定結果等證據來判斷。一旦法院判決確認親子關係，即視為認領。
   • 「認祖歸宗」的法律意義： 認祖歸宗的核心是建立法律上的父子關係。一旦確認，A 即視為丙男的婚生子女，享有繼承權、扶養權等權利。

3. 必須注意的地方：

   • 乙女的態度： 乙女是否同意丙男認領？如果乙女不同意，是否會影響丙男的權利？
     • 根據民法第 1064 條，非婚生子女的認領，原則上由生父「 स्वतः」為之。若子女為未成年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這裡的「得」字，通說認為是「得以」之意，並非絕對同意。若法定代理人無正當理由拒絕，生父仍可透過訴訟確認親子關係。
   • A 的意願： 如果 A 已成年，其意願也很重要。雖然法律上生父可以單方面認領，但若 A 不接受，可能會產生家庭關係的複雜性。
   • 甲的權利與義務： 甲目前為 A 的法律上的父親。若丙男成功認領，A 將同時有兩個父親（法律上與血緣上）。這可能涉及甲與 A 的親子關係是否會被否定（民法第 1064 條規定認領後視為婚生子女，但並未排除原婚生子女的法律關係）。不過，在實務上，若能證明甲非生父，甲可提起婚生子女否認之訴（民法第 1064 條），但該訴訟有時效限制（民法第 1063 條，自知悉子女非為婚生子女時起 1 年內）。在本案中，甲已於 2019 年懷疑，並於 2020 年取得 DNA 鑑定，若甲提起否認之訴，應已超過時效。因此，若丙男認領，A 可能會同時具有甲與丙男兩個法律上的父親身份，直到甲提起否認之訴並勝訴。
   • 丙男的責任： 丙男認領 A 後，即負有扶養 A 的義務。
   • 時效問題： 如前所述，A（若成年）或乙女對丙男的「請求認領之訴」已超過 5 年時效。但丙男「 स्वतः認領」並無時效限制。

律師的回答架構：

本題旨在探討民事訴訟中，法院在證據調查方面的不同概念，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

核心觀念：

1. 當事人主義 vs. 職權主義： 釐清兩者在訴訟中舉證責任及調查證據的差異。
2. 職權調查事項、職權調查證據、職權探知主義： 區分這三個概念的定義、適用範圍與相互關係。
3. 證據調查與事項調查的關聯： 探討職權調查事項是否必然涉及職權調查證據。

解題思路：

首先，我們要理解民事訴訟的基礎原則。傳統上，民事訴訟奉行「當事人主義」，即訴訟的發動、審理及證據的提出，原則上由當事人自行負責。然而，為了實現個案正義，並使法院能更有效率地審理案件，許多國家（包括我國）的民事訴訟法中，也允許或規定法院在特定情況下，得依職權進行調查。

1. 職權調查事項 (Matters for Official Investigation / Judicial Inquiry)

• 定義： 指法院應依職權主動調查、釐清的法律或事實事項，不待當事人聲明或聲請。這些事項通常是法院依據法律規定，認為有調查的必要，以確保判決的正確性及合法性。
• 性質： 屬於法院的「義務」或「權限」，其目的是彌補當事人主張的不足，或釐清法院依職權應確定的事項。
• 適用範圍： 較為廣泛，可能包含法律的適用、特定事實的認定（例如涉及公序良俗、公共利益、或法院認為有必要釐清的關鍵事實）。
• 與職權探知主義的關係： 職權探知主義是職權調查事項的理論基礎，表示法院有權主動探求真實。

2. 職權調查證據 (Official Investigation of Evidence)

• 定義： 指法院依職權主動就特定證據進行調查、取證的行為。這與當事人聲請法院調查證據（如聲請訊問證人、聲請鑑定）不同，而是法院認為有必要，自行發動調查程序。
• 性質： 屬於法院的「權限」，用於取得對案件認定有幫助的證據。
• 適用範圍： 受限於職權調查事項，也就是說，法院通常是在調查「職權調查事項」時，若發現有必要，才會主動調查證據。

3. 職權探知主義 (Principle of Judicial Inquiry / Principle of Official Inquiry)

• 定義： 指在訴訟程序中，法院不完全受當事人提出的證據和主張的拘束，而是有權（甚至有時有義務）主動去探求實體法的真實。這是相對於「辯論主義」（Principle of Party Presentation / Principle of Party Control）而言。
• 性質： 是一種訴訟法的「理論」或「原則」，強調法院在發現真實方面所扮演的積極角色。
• 與職權調查事項、職權調查證據的關係： 職權探知主義是職權調查事項和職權調查證據的理論基礎。因為有職權探知主義，法院才得以實施職權調查事項與職權調查證據。

三者異同：

• 同： 都體現了法院在民事訴訟中扮演的積極角色，而非完全被動的裁判者。都旨在幫助法院發現真實、做出正確判決。
• 異：
  • 層次不同： 職權探知主義是總體原則；職權調查事項是法院應主動處理的「對象」（事項）；職權調查證據是法院為調查事項或釐清事實而採取的「手段」（行為）。
  • 範圍不同： 職權探知主義是理論基礎，範圍最廣；職權調查事項是法院應主動關注的範圍；職權調查證據是法院實際進行的行為，通常是為了釐清職權調查事項。

有關職權調查事項，是否須以職權調查證據？

原則上，職權調查事項，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並非「必然」須以職權調查證據。

• 說明： 當法院認為某事項屬於職權調查事項，而僅靠當事人提出的證據不足以釐清時，法院才會考慮依職權調查證據。有時，職權調查事項可能僅是法律上的判斷，不涉及事實認定，或當事人提出的證據已足夠，則無需職權調查證據。
• 舉例：
  • 職權調查事項（但未必職權調查證據）：
    • 法律適用： 某案件涉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院應依職權確定應適用之準據法（例如，依民法總則編的涉外規定）。這是一個職權調查事項，法院主要透過法律解釋來確定，不一定需要額外調查事實證據。

本題旨在探討我國民事訴訟中證明度的概念，特別是「優勢證據」與「證明度降低」理論的適用，並分析其與刑事訴訟證明度的關係，以及可能存在的衝突。

核心觀念：

1. 證明度 (Standard of Proof)： 指案件中，事實被認定為真實，所需達到的確信程度。
2. 刑事訴訟證明度： 「排除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3. 民事訴訟證明度：
   • 傳統理論：優越蓋然性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 優勢證據 (More Likely Than Not)。
   • 證明度降低理論 (Relaxation of the Standard of Proof)。
4. 最高法院見解： 「超越合理懷疑」與「優越蓋然性」。

解題思路：

一、何謂證明度降低？何謂優勢證據？

• 優勢證據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 More Likely Than Not)：

  • 定義： 指在民事訴訟中，法院判斷某項事實是否成立時，所要求的證明標準。當法院對於某事實的真實性，比其為虛偽的確信程度「更高」時，即認為該事實已達優越蓋然性的證明程度。換言之，就是「可能性較高」就足以採認。
  • 我國實務與學說： 我國實務上多採用此標準，例如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1234 號判決（此為虛擬判決字號，僅為舉例）即指出：「民事訴訟應以優越蓋然性為證明標準。」
  • 與「超越合理懷疑」的比較： 「優越蓋然性」的證明標準遠低於刑事訴訟的「排除合理懷疑」。後者要求法院對於案件事實的真實性，必須達到幾乎沒有任何「合理」懷疑的程度，這是為了保障被告的權益，避免冤獄。

• 證明度降低 (Relaxation of the Standard of Proof)：

  • 定義： 指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法院為了克服當事人舉證困難，或基於特定政策考量，而將傳統的「優越蓋然性」證明標準，進一步放寬或降低。這不是指採用一個全新的、更低的標準，而是對「優越蓋然性」的判斷方式進行「寬鬆化」的解釋或適用。
  • 目的： 減輕特定案件中，處於不利地位（尤其是在證據獲取方面）的當事人的舉證負擔。
  • 可能表現： 例如，透過推定、舉證責任的分配、或對證據的判斷更加寬鬆。

二、最高法院指出「我國民事訴訟之證明度係採超越合理懷疑，而民事訴訟則採優越蓋然性」此見解是否正確？有無理論上之缺失？

• 見解之正確性：

  • 「我國民事訴訟則採優越蓋然性」此部分是正確的，這是我國通說與實務採用的標準。
  • 「我國民事訴訟之證明度係採超越合理懷疑」此部分是不正確的，或是至少是混淆不清的。最高法院在某些判決中，可能為了強調證據調查的嚴謹性，或是在討論某些特殊案例（例如涉及公共利益、或需高度確信的親子關係）時，會使用類似「高度蓋然性」、「排除合理懷疑」的說法，但這並非民事訴訟通案適用的證明標準。
  • 「超越合理懷疑」是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 將其直接套用於民事訴訟，會導致舉證門檻過高，不利於案件的判決，也與民事訴訟的性質（例如，多為財產權爭議，相對人權保障的壓力較小）不符。

• 理論上之缺失：

  1. 標準混淆： 將刑事訴訟的「排除合理懷疑」標準誤用於民事訴訟，混淆了兩種訴訟程序性質、目的及對證明標準的不同要求。
  2. 過度嚴苛： 如果民事訴訟真的要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將會使得許多案件無法判決，因為許多民事爭議（如契約履行、侵權行為的因果關係）本質上就是蓋然性問題，難以達到完全沒有合理懷疑的程度。
  3. 與當事人主義衝突： 民事訴訟強調當事人主義，當事人應對自己主張的事實負舉證責任。若法院要求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高度，將會迫使法院更加主動地介入證據調查，有違當事人主義精神。

三、其與證明度降低之擴大利用，二者間在論理及法體系上是否呈現衝突？試舉例說明之。

• 論理與法體系上的衝突：
  • 「優越蓋然性」是基本標準： 「優越蓋然性」是民事訴訟證明度的基石。
  • 「證明度降低」是例外或寬鬆解釋： 「證明度降低」理論，是在特定情況下，對「優越蓋然性」標準的一種「放寬」或「減輕」，其目的仍是為了在不失公允的前提下，讓舉證困難者有機會勝訴。
  • 「排除合理懷疑」的誤用與「證明度降低」擴大利用的衝突：
    • 如果法院誤將「排除合理懷疑」當作民事訴訟的標準，那麼「證明度降低」理論的「擴大利用」，反而會顯得「不夠降低」或「反向操作」。
    • 舉例來說：
      • 情況一：正確適用。
        • 標準：優越蓋然性。
        • 證明度降低：例如，在侵權訴訟中，被告對損害的發生有高度控制力，但原告難以取得直接證據。此時，法院可能透過較為寬鬆的證據判斷（例如，若有相當證據指向被告，且被告無法提出合理辯解，即可認定），來「降低」對原告的證明要求。
      • 情況二：誤用「排除合理懷疑」標準。
        • 標準：排除合理懷疑（錯誤）。
        • 證明度降低：如果法院誤以為民事訴訟標準是「排除合理懷疑」，那麼即使是「證明度降低」，其採用的標準可能也只是「高度蓋然性」（即，比「排除合理懷疑」低，但比傳統「優越蓋然性」高）。
        • 衝突點： 在這種情況下，「證明度降低」的擴大利用，其效力可能僅是將證明標準從「排除合理懷疑」稍微拉回到「高度蓋然性」，但這與原本「證明度降低」意在達成「優越蓋然性」的目標產生了偏差。

本題包含兩個獨立的訴訟案例，分別探討合夥契約之訴訟當事人適格，以及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債權之行使。

第一部分：合夥契約之訴訟當事人適格

核心觀念：

1. 合夥的性質： 我國民法將合夥視為「法人」，亦即具有獨立的法律人格。
2. 訴訟當事人適格： 指當事人是否為訴訟之主體，即是否有權利義務關係存在於其一身，並得為訴訟之當事人。
3. 合夥契約之債權人： 丁未交付 B 貨物，違約在先。甲、乙作為合夥人，欲代表合夥起訴。

解題思路：

甲、乙、丙共同經營 A 商店，並以 A 商店名義與丁簽訂買賣契約。丁未依約交付 B 貨物，甲、乙（作為合夥人）將丁列為被告，請求丁交付 B 貨物。

1. A 商店的法律性質：

   • 根據民法第 26 條規定：「二人以上相互約定，協力為經營者，為合夥。」
   • 根據民法第 28 條規定：「合夥，於聲請公司登記前，在實施法人登記地區，得依其章程或依法律之規定，設立法人。其章程，應載明左列事項：一、目的。二、名稱。三、 principal office 。四、財產及出資方法。五、負責人。六、存立時期或解散事由。」
   • 根據民法第 29 條規定：「合夥之財產，為合夥人全體公同共有。」
   • 根據民法第 30 條規定：「合夥人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對合夥之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此項責任，不影響合夥人依前條規定，對合夥財產聲明權利。」
   • 關鍵點： 合夥並非必然是法人。除非合夥依法律規定聲請設立登記，否則其性質為「無獨立人格之社團」，其財產為合夥人公同共有，合夥人對外負連帶責任（民法第 30 條）。
   • 在本案例中，契約是「以 A 商店名義」簽訂，但未提及 A 商店是否辦理法人登記。一般而言，若僅是「商店名義」，且無法人登記，則應視為合夥人共同經營，其對外法律關係，應由合夥人共同承擔。

2. 訴訟當事人適格：

   • 契約相對性： 契約是「A 商店」與丁所簽訂。
   • 合夥之對外關係： 如果 A 商店未登記為法人，則 A 商店的法律關係，應由合夥人共同承擔。因此，原告應為「甲、乙、丙」全體合夥人，或由代表合夥之「甲、乙、丙」共同提起訴訟。
   • 甲、乙提起訴訟的適格性： 甲、乙僅為部分合夥人，若 A 商店未登記為法人，則該買賣契約的權利（請求交付 B 貨物）應屬於全體合夥人（甲、乙、丙）公同共有。因此，僅由甲、乙二人提起訴訟，可能欠缺當事人適格。
   • 法院應如何處理：
     • 法院應先釐清 A 商店的法律性質。如果 A 商店未辦理法人登記，則其性質為合夥。
     • 若為合夥，則該買賣契約的權利屬於全體合夥人公同共有。
     • 因此，法院應通知甲、乙應「追加」丙為原告，或以「甲、乙、丙」名義共同起訴。
     • 若甲、乙不追加丙，法院應裁定駁回甲、乙的起訴，因為他們並非該權利義務關係的適格當事人（僅為部分共有人）。

3. 舉例說明：

   • 假設甲、乙、丙經營一家未登記的「ABC 咖啡店」，以「ABC 咖啡店」名義向供應商簽訂購買咖啡豆的契約。供應商未交貨，僅甲、乙對供應商提起訴訟，要求交付咖啡豆。此時，法院應通知甲、乙、丙應共同提起訴訟，因為該咖啡豆的受領權屬於全體合夥人公同共有。若甲、乙不追加丙，法院應駁回其起訴。

第二部分：繼承人行使被繼承人債權

核心觀念：

1. 繼承： 繼承人就其繼承之部分，承受被繼承人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 1148 條）。
2. 債權的繼承： 被繼承人的債權，由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3. 公同共有物的處分： 關於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關於共有物之權利義務，依其性質，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繼承」之規定（民法第 1151 條，準用第 1147 條以下之規定，但更直接的法條是民法第 827 條關於共有物處分之規定）。
4. 民法第 827 條：
   • 共有物之管理，依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過半數之同意。但契約另有訂定者，依其約定。
   • 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關於共有物之權利義務，依其性質，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繼承」之規定。
   • 重點： 債權屬於「權利」，非「物」。故民法第 827 條第 2 項「其他關於共有物之權利義務」之規定，應如何解釋？
   • 學說與實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