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政治學》

本題為名詞解釋題，要求解釋「法西斯主義」（fascism）並舉例說明。

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威權主義、反共產主義、反自由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和運動。其核心特徵包括：

1. 極端民族主義與國家至上：強調國家的絕對權威與至高無上，個人利益必須服從國家利益。
2. 領袖崇拜與個人獨裁：主張由一位強勢的領袖來領導國家，並擁有絕對的權力。
3. 威權主義與極權主義：反對民主制度，主張由黨或國家嚴密控制社會的各個層面，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個人生活。
4. 軍國主義與擴張主義：重視軍事力量，主張透過軍事擴張來提升國家實力與榮耀。
5. 反共產主義與反自由主義：視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為國家統一與強盛的敵人。
6. 精英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社會應由精英領導，並信奉適者生存的法則。

本題要求解釋「水平問責」（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並舉例說明。

「水平問責」是政府內部不同分支或機關之間相互監督、制衡的機制，旨在防止權力濫用與腐敗，確保政府運作的合法性與效率。這個概念主要來自於對民主國家權力分立與制衡的討論。

核心概念：
水平問責是指政府的不同分支（如立法、行政、司法）或獨立的監察機構，對其他分支或機構的行為進行監督、調查、質詢、彈劾或法律追訴的責任。這種問責關係是政府內部成員之間的，而非政府對公民的（那是垂直問責）。

主要體現：

1. 立法對行政的監督：國會透過質詢、聽證會、預算審查、彈劾等方式監督行政部門的施政。
2. 司法對行政與立法的監督：法院透過司法審查，確保行政命令與法律的合憲性與合法性。
3. 獨立監察機構的監督：如監察院、審計署、廉政公署等，負責調查政府官員的瀆職、貪腐行為。

本題要求解釋「選區劃分不當」（malapportionment）並舉例說明。

「選區劃分不當」是指在選舉制度中，由於選區劃分的設計或操作，導致不同選區的選民人數或選票權重存在顯著差異，進而影響選舉結果的公平性。這通常與「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有所關聯，但傑利蠑螈更側重於政治操弄以獲取特定政黨優勢，而選區劃分不當則是一個更廣泛的概念，可能包含人數不均、地理形狀扭曲等。

核心概念：
選區劃分不當違反了「一人一票」的原則，因為有些選民的選票價值（影響力）可能比其他選區的選民來得大或小。這可能出現在單一選區制或比例代表制中，但對單一選區制影響尤為顯著。

主要類型：

1. 選民人數嚴重不均：不同選區的登記選民或人口數量差異極大。
2. 選票權重不均：即使選民人數相似，但由於選區的劃分方式，導致某些選區的選票在決定最終勝負時具有更大的影響力。
3. 地理或結構性因素：例如，農村地區的選票權重可能高於城市地區，或特定族群的選票被集中或分散。

本題要求解釋「交叉斷裂」（cross-cutting cleavages）並舉例說明。

「交叉斷裂」是社會學和政治學中用來描述社會群體之間關係的一種概念，特別是關於社會分層、政治認同和動員的影響。它指的是一個人在某個面向（例如種族、宗教、階級、區域）屬於某個群體，但在另一個面向（例如政黨認同、職業）卻屬於不同的群體。

核心概念：
當社會中的斷裂線（cleavages），如階級、宗教、語言、族群等，是「重疊」（overlapping）而非「交叉」（cross-cutting）時，社會內部容易形成穩固的、界線分明的集團，彼此之間缺乏聯繫，容易產生高度的集體認同和衝突。

相反，「交叉斷裂」則意味著這些斷裂線相互交織，使得個體同時隸屬於多個不同群體，這些群體的成員構成是流動且多元的。這種情況有助於：

1. 減緩衝突：一個人在某個議題上與 A 群體一致，但在另一個議題上可能與 B 群體一致，降低了單一斷裂線引發大規模衝突的可能性。
2. 促進妥協與合作：個體更傾向於在不同群體間尋找共同點，促進社會的整合與穩定。
3. 削弱單一認同的強度：個體的忠誠分散在多個群體，不易被單一斷裂線所完全動員。

舉例說明：
假設社會有以下幾種斷裂線：

• 斷裂線 A（階級）：工人 vs. 資本家
• 斷裂線 B（宗教）：天主教徒 vs. 新教徒
• 斷裂線 C（區域）：北部居民 vs. 南部居民

本題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要求描述台灣國會政黨體系從1992年到2020年的發展過程；第二部分則要求提出兩項能提升小黨國會席次的制度改革方案。

第一部分：台灣國會政黨體系發展過程 (1992-2020)

台灣的國會政黨體系發展，大致可從1992年第一屆增修條文後的國會選舉開始，歷經政黨輪替、體制變革，至2020年為止，呈現以下幾個階段性的特徵：

1. 威權體制下的「一黨獨大」與「黨國體制」的延續 (1992年前後)：

   • 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前，國民黨長期是唯一的執政黨，國會（國民大會、立法院）長期由其主導。雖然已有黨外運動，但政黨體系尚未開放。
   • 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是台灣民主化重要里程碑，但國民黨仍擁有絕對優勢，形成「一黨獨大」的局面。當時的立法院，國民黨佔絕大多數席次，民進黨為主要在野黨，新黨等小型政黨尚難以進入國會。

2. 兩大黨對峙與「一黨獨大」的轉變 (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初)：

   • 隨著民主化深化，民進黨逐漸壯大，國民黨的優勢地位受到挑戰。
   • 1995年立委選舉，民進黨席次顯著增加。
   • 2000年總統大選，民進黨陳水扁勝選，實現首次政黨輪替。此時，立法院仍由國民黨主導（國親聯盟），形成「朝小野大」的局面，總統與國會多數黨不同。
   • 2004年國會選舉，民進黨與台聯合作，但國親聯盟仍是多數。

3. 「兩線三黨」或「兩線多黨」的出現與政黨版圖的波動 (200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中期)：

   • 2004年後，民進黨在國會席次上未能取得絕對多數，與國民黨形成持續的拉鋸戰。
   • 新興政黨開始嘗試進入國會，如台灣團結聯盟（台聯）、親民黨（早期與國民黨合作，後期獨立運作）、新黨等，但席次通常不多。
   • 2008年國民黨大勝，取得國會絕對多數，實現「完全執政」。
   • 2016年民進黨大勝，取得國會絕對多數，加上時代力量等小黨進入國會，形成「一黨過半」但「多黨林立」的局面。

4. 「一黨過半」與「多黨並存」的局面 (2016年至今)：

   • 2016年起，民進黨在立法院取得絕對多數，而國民黨席次大幅減少。
   • 同時，時代力量以第三勢力的姿態進入國會，取得關鍵少數席次，打破了過去兩大黨的格局。
   • 2020年國會選舉，民進黨再次過半，時代力量席次縮減，民眾黨則以第三勢力之姿進入國會，呈現「民進黨一黨過半，國民黨為最大在野黨，台灣民眾黨成為新的關鍵少數」。
   • 整體而言，自2000年後，台灣的國會政黨體系從早期的「一黨獨大」轉變為「兩大黨對峙」，再到近年來的「一黨過半」但「多黨並存」的局面。

第二部分：提升小黨國會席次的制度改革方案

要提升小黨在國會取得席次的機會，可以從選舉制度和政黨體系互動的層面進行改革。以下提出兩個可能的方案：

方案一：降低不分區立委的門檻，並將部分席次改為全國單一選區比例代表制。

• 說明：
  • 降低不分區立委門檻：目前台灣不分區立委的政黨得票率門檻為5%，這對小黨來說仍然相當高。若能將門檻降低至3%或2%，將有更多小黨有機會分配到不分區席次。例如，若門檻降至3%，一些得票率介於3-5%的小黨就能進入國會。
  • 全國單一選區比例代表制 (National Single-Member Distric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NTV-PR)：這是一種較為少見但理論上可行的制度，或更常見的是「複數選區比例代表制 (List PR in Multi-Member Districts)」。

本題要求設計一個關於「民主國家反政府抗議示威事件多寡差異」的實證研究計畫，並依據六個子題的要求逐步闡述。

研究問題：「為何有些民主國家有較多的反政府抗議示威事件，有些民主國家的反政府抗議示威事件卻較少？」

一、分析單位 (Unit of Analysis)

• 說明：分析單位是指研究中進行觀察、測量和分析的基本單元。在本研究中，我們關注的是「國家」層級的差異。
• 選定：國家 (Country)。我們將觀察和比較不同國家的反政府抗議示威事件的發生頻率與規模。

二、研究範圍 (Scope of Research)

• 說明：研究範圍界定了研究的時間和空間限制，以及研究對象的特定屬性。
• 選定：
  • 時間範圍：建議選擇一個相對較長的時間段，例如過去20年（2000-2020年），以捕捉不同時期可能存在的變動趨勢和影響因素。
  • 空間範圍：限定於「民主國家」。這需要對「民主」進行操作性定義，例如，可以採用Freedom House、Polity IV、V-Dem等指數，篩選出分數達到某個門檻的國家。可以進一步限定為特定區域（如歐洲、拉丁美洲）或特定類型（如已開發民主國家）以控制變數，但若要探討普遍性，則可涵蓋全球的民主國家。

三、三個可驗證的研究假設及其因果機制

我們假設，反政府抗議示威事件的發生頻率與規模，受到國家內部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以及國際環境等因素的影響。

1. 假設一 (H1)：經濟不平等程度越高的民主國家，其反政府抗議示威事件越頻繁。

   • 因果機制：經濟不平等會加劇社會階級矛盾，弱勢群體（低收入者、失業者）對政府政策和資源分配的不滿情緒累積，當這些不滿達到一定程度，或有特定導火線時，就容易透過抗議示威來表達訴求，要求政府改善分配正義。

2. 假設二 (H2)：公民自由與政治權利受限（即使在民主框架內）的民主國家，其反政府抗議示威事件越頻繁。

   • 因果機制：在表面上是民主國家，但如果政府限制了公民的表達自由（如集會、言論、新聞自由），或是政治參與的管道不暢通，民眾的不滿就難以透過制度性途徑表達。當這些不滿情緒累積到一定程度，且認為抗議是唯一有效的表達方式時，就可能轉化為更頻繁、更激烈的抗議活動。這也可能與政府的「壓制能力」有關，但這裡強調的是「限制」本身。

3. 假設三 (H3)：政黨體系碎片化程度越高的民主國家，其反政府抗議示威事件越頻繁。

   • 因果機制：政黨體系碎片化意味著議會中存在眾多小黨，難以形成穩定的執政聯盟，政府的決策效率和合法性可能受到質疑。同時，小黨為了爭取選民支持，可能更傾向於動員社會特定群體，或採取更為激進的姿態來凸顯自己，這可能間接煽動或放大社會的不滿情緒，導致抗議活動的增加。此外，碎片化的政府也可能在回應社會訴求時顯得猶豫不決或無力，進一步鼓勵抗議。

四、測量尺度 (Levels of Measurement)

• 依變數 (Dependent Variable)：反政府抗議示威事件的頻率與規模。

  • 測量方式：
    • 頻率 (Frequency)：可以透過統計數據，例如每年發生的大規模（定義參與人數或影響範圍）反政府抗議事件的數量。
    • 規模 (Scale/Intensity)：可以衡量單次抗議事件的平均參與人數、持續時間、或造成的破壞程度/暴力程度。
    • 測量尺度： ratio scale (比率尺度)，因為事件數量、參與人數、持續時間都可以是零，且單位間的比例有意義。例如，某國有100場抗議，是另一國的2倍。

• 自變數 (Independent Variables)：

  1. 經濟不平等程度：

     • 測量方式：最常用的是 吉尼係數 (Gini Coefficient)，衡量收入或財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 測量尺度：ratio scale (比率尺度)，介於0（完全平等）與1（或100%）之間。

  2. 公民自由與政治權利限制程度：

     • 測量方式：可以參考現有的國際指數，例如：
       • Freedom House的「Political Rights」和「Civil Liberties」分數。
       • Polity IV的「Freedom Score」或「Constraints on Executive Power」指標。
       • V-Dem的「Liberal Democracy Index」或特定子指標，如「Freedom of expression」、「Freedom of association」。
     • 測量尺度：通常是interval scale (區間尺度) 或ordinal scale (順序尺度)，因為這些指數的分數代表等級差異，但單位間的差距不一定完全相等，或有明確的零點。例如，Freedom House分數從0到100，分數越低代表限制越多。

  3. 政黨體系碎片化程度：

     • 測量方式：可以採用 拉克斯指數 (Laakso-Taagepera Index)，計算有效政黨 numero (ENP,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此指數能衡量議會中由各政黨的席次比例所反映出的「有效」政黨數量。
     • 測量尺度：ratio scale (比率尺度)，ENP > 1，數值越大表示政黨體系越碎片化。

五、資料來源、資料蒐集方法與分析方法

本題要求從民主化研究中選擇兩個解釋民主轉型的理論，闡述其論點、因果機制、並以國家案例佐證。最後，需評估哪個理論較有道理並說明原因。

選擇的兩個理論：

1. 現代化理論 (Modernization Theory)：以 Lipset 的經典研究為代表。
2. 依賴理論 (Dependency Theory) / 世界體系理論 (World-System Theory)：以 Wallerstein 為代表，雖然更側重於解釋發展中國家的依賴性，但其對國家間關係的分析也影響了對民主化的理解。或者，更直接的民主化理論，如 結構性理論 (Structural Theories)，特別是強調經濟發展與社會分層的理論，與現代化理論有相似之處，但也可以選擇 文化理論 (Cultural Theories)，如 Almond & Verba 的公民文化，或 政治過程理論 (Political Process Theories)，如 O'Donnell & Schmitter 的轉型理論。
   考慮到題目要求「解釋民主轉型」，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較難直接解釋「轉向民主」，而更側重於解釋為何某些國家長期處於體系邊緣。因此，我們選擇 現代化理論 和 轉型理論 (Transition Theory)（特別是 O'Donnell & Schmitter 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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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一：現代化理論 (Modernization Theory)

• 主要論點：
  現代化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是民主化的關鍵驅動力量。隨著一個國家經濟的現代化，會伴隨一系列社會、文化和政治的變遷，這些變遷共同為民主化創造了條件。經濟發展提高教育水平、擴大中產階級、促進社會流動，並增加公民社會的活力，這些都對民主的鞏固和發展有利。Lipset 認為，經濟發展的指標（如人均 GDP、工業化程度、教育普及率）與民主程度呈正相關。

• 因果機制：

  1. 經濟發展 → 中產階級壯大：經濟發展會創造一個更大、更富裕、更獨立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通常擁有較高的教育水平，更關心政治權利、自由和參與，他們會尋求更民主的政治制度來保障其利益和地位。
  2. 經濟發展 → 教育水平提升與資訊傳播：現代化伴隨著教育的普及和媒體的發展，公民的政治意識和參與能力隨之增強。受過教育的公民更能理解民主的價值，並要求政府的問責。
  3. 經濟發展 → 社會流動與傳統權威瓦解：現代化促進了社會的流動性，削弱了傳統的等級結構和依賴關係，使得個人更加獨立，並願意挑戰威權統治。
  4. 經濟發展 → 社會分化與公民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會催生出多元的社會群體和利益組織（如工會、商業協會、專業團體），這些組織構成了公民社會，能夠在國家與個人之間發揮緩衝和監督作用，並成為推動民主改革的力量。

• 國家案例佐證：

  • 韓國 (South Korea)：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韓國經歷了快速的經濟發展，從貧困國家躍升為工業化強國。伴隨而來的是教育水平的顯著提高，中產階級的壯大，以及公民社會的逐步活躍。儘管經歷了軍事獨裁時期，但經濟發展所塑造的社會結構和公民意識，最終在1987年推動了大規模的民主化運動，成功實現了民主轉型。
  • 台灣 (Taiwan)：與韓國類似，台灣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也經歷了經濟奇蹟，實現了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人均 GDP 大幅提升，教育普及率提高，中產階級不斷壯大。這些經濟和社會的變遷，為後來的民主化（如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1990年代的國會全面改選和總統直選）奠定了基礎，並最終鞏固了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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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二：轉型理論 (Transition Theory)

• 主要論點：
  轉型理論（特別是 O'Donnell & Schmitter 的觀點）強調民主化是一個複雜的、非線性的政治過程，其啟動和進程受到精英的策略、政治精英的決策、以及特定情境因素的影響，而非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該理論關注民主轉型中的「關鍵時刻」，如威權政權的危機、精英間的談判、以及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互動。它認為，民主化是一個「轉型」（transition）階段，在這個階段，舊的威權政權逐漸瓦解，新的民主制度尚未完全確立，存在著不確定性和風險。

• 因果機制：

  1. 威權政權的危機與合法性衰退：當威權政權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社會動盪、或內部權力鬥爭時，其統治的合法性會受到嚴重挑戰，精英內部可能出現分化，對維持現狀產生懷疑。
  2. 「溫和派」精英的策略與談判：在威權體制內，總會存在一些「溫和派」精英，他們可能意識到舊模式難以為繼，並願意與反對派進行談判，尋求一種有序的、避免極端化的政治轉型。他們可能主動釋放政治空間，或與反對派進行協商，以爭取在新的體制下保留一定的影響力。
  3. 反對派的組織與策略：反對派（無論是溫和的還是激進的）的組織程度、策略選擇（如是選擇對抗還是協商）以及他們與溫和派精英互動的方式，對轉型的結果至關重要。
  4. 國際因素與外部壓力：來自國際社會（如民主國家、國際組織）的壓力、支持或示範效應，也可能影響轉型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