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年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國際現勢》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國際關係理論如何解釋美國外交政策變化，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對既有國際秩序可能造成的影響。作答必須同時運用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說明兩者對權力、利益、制度與合作的不同理解。

1. 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沒有高於主權國家的世界政府，因此國家必須依靠自身力量維護安全。核心概念包括：

• 國家利益：國家以生存、安全、權力與相對利益為主要目標。
• 硬實力：軍事力量、經濟制裁、關稅、能源控制與科技封鎖等可迫使他國改變行為的手段。
• 權力平衡：國家透過軍備、結盟或外交調整，避免單一強權取得壓倒性優勢。
• 安全困境：一國為了自保而增強軍力，可能使他國感到威脅，進而引發軍備競賽。
• 不對稱戰爭：較弱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運用網路攻擊、代理人戰爭、恐怖攻擊與資訊戰，抵銷強國的軍事優勢。

依照現實主義，特朗普以關稅、軍費分攤、制裁與單邊談判追求「美國優先」，可被視為以經濟與軍事權力重新計算美國的相對利益。

2. 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認為國際合作雖然困難，但國家可透過制度、規則、互賴與外交降低衝突。重要概念包括：

• 國際制度：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北約等制度，能提供規則、資訊與協商平台。
• 複合式相互依賴：國家之間不只存在軍事關係，也有貿易、金融、科技、能源與社會交流。
• 絕對利益：即使一國獲益較少，只要合作能使自身獲益，仍有合作誘因。
• 軟實力：文化吸引力、價值觀、外交信譽與國際合法性。
• 制度化合作：透過協定、承諾與爭端解決機制，降低交易成本與誤判風險。

依照自由主義，若美國頻繁退出協定、否定國際組織或以關稅取代多邊談判，將削弱國際制度的可信度，並使其他國家降低對美國承諾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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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方法

本題適合採取「理論—問題—因果影響—穩定路徑」的四段式架構：

1. 先界定特朗普政策代表的理論傾向：現實主義式的權力政治與經濟民族主義。
2. 再從經濟、同盟、安全、制度與非傳統威脅等面向，分析國際秩序的挑戰。
3. 說明這些政策如何透過安全困境、互賴破裂與信任下降造成連鎖效果。
4. 最後提出兼具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穩定方案：維持嚇阻，同時保留制度、外交與危機管控。

高分答案不能只批評特朗普，也不能只介紹理論；必須把理論概念應用到具體國際問題，並說明國家如何降低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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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民族主義與全球貿易秩序受損

特朗普威脅對盟友與對手普遍課徵關稅，顯示經濟議題被納入地緣政治競爭。從現實主義角度看，關稅不只是貿易措施，也是迫使其他國家讓步的談判工具。美國可藉由龐大市場、美元地位與科技優勢，將經濟依賴轉化為政治影響力。

然而，從自由主義角度看，普遍關稅會造成三項問題：

• 破壞世界貿易組織所依賴的非歧視與規則原則。
• 引發報復性關稅，形成貿易戰。
• 使供應鏈、金融市場與企業投資面臨更高不確定性。

若主要國家都以單邊關稅追求短期利益，國際經濟秩序便會從規則競爭轉向力量競爭。小型國家尤其容易受到衝擊，因為它們缺乏足以反制大國的市場與金融力量。

穩定路徑包括：透過多邊或區域協商處理貿易爭端；建立關稅豁免與危機協商機制；分散供應鏈以降低單一市場依賴；並將關鍵科技、能源與醫療物資納入安全合作，而非全面切斷經濟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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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盟信任與權力平衡的危機

特朗普對盟友軍費分攤與防衛責任的批評，反映現實主義對「搭便車」問題的關切。美國承擔大量軍事與財政成本，盟友則享受安全保障，因此美國要求盟友增加國防支出，具有一定的現實主義合理性。

但若美國以公開威脅或交易式方式處理同盟，將產生更深層的風險：

1. 盟友可能懷疑美國的安全承諾是否可靠。
2. 歐洲與亞洲盟友可能加速發展自主防衛能力。
3. 部分國家可能採取戰略避險，在美國與中國之間保持模糊立場。
4. 對手可能誤判同盟分裂，進而增加軍事冒險。

同盟不只是軍力加總，也是一種可信承諾。自由主義指出，長期協議、共同指揮體系、情報共享與軍事互操作性，能把政治承諾制度化。美國要求盟友分擔責任可以透過協商、共同規劃與透明標準完成，而不宜使同盟變成單純的付費交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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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美競爭、區域安全與台海風險

特朗普政府若持續把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者，競爭將延伸至軍事、科技、半導體、人工智慧、金融與供應鏈。現實主義可用來解釋此種行為：美中雙方擔心對方取得區域或科技優勢，因而採取軍備強化、出口管制與結盟政策。

其危險在於安全困境：

• 美國強化印太軍事部署，中國可能解讀為圍堵。
• 中國增加軍事活動，美國及周邊國家又會認為有必要擴大嚇阻。
• 科技封鎖與軍民兩用技術管制，可能使經濟競爭轉化為全面安全對抗。
• 台海、南海與東海的軍事活動增加，意外衝突與誤判風險上升。

核心觀念

本題要求考生以一個國際關係理論，分析：

1. BRICS 如何形成與擴張；
2. 為何 BRICS 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愈來愈重要；
3. BRICS 持續擴張及其相關制度、協議可能帶來的優勢與挑戰。

本題適合採用「現實主義」（realism），因為 BRICS 的形成與發展，核心涉及權力分配、國家利益、對美國主導秩序的制衡，以及國際體系朝多極化發展等議題。

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包括：

• 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沒有一個高於主權國家的世界政府；
• 國家是國際政治的主要行動者；
• 國家優先追求生存、安全與相對利益；
• 權力分配決定國際政治結構；
• 國際制度通常反映強國利益，難以完全超越國家權力競爭。

因此，現實主義不會單純把 BRICS 視為經濟合作組織，而會將其視為新興大國藉由制度合作累積集體談判力量、降低對西方主導機構依賴，並重新分配國際權力的重要工具。

解題方法

本題可採取四段式架構：

1. 先界定現實主義與 BRICS；
2. 依時間順序說明 BRICS 的演化；
3. 以權力政治解釋其在全球南方的重要性；
4. 分別討論持續擴張的優勢與挑戰，最後提出整體判斷。

作答時應避免只列舉 BRICS 成員或機構名稱，必須將每項發展連結到現實主義概念，例如「制衡」、「相對利益」、「戰略自主」、「多極化」與「制度性權力」。

BRICS 的形成與演化

BRICS 最初不是正式的政治組織，而是投資銀行高盛於 2001 年提出的經濟概念，原稱 BRIC，代表巴西、俄羅斯、印度與中國。2009 年，四國舉行首次領袖高峰會，開始將經濟合作轉化為具有政治意義的國際協調平台。

2010 年，南非加入後，名稱改為 BRICS。此後，BRICS 的議題逐漸超越單純經貿合作，延伸至：

• 國際金融改革；
• 聯合國與安全理事會改革；
• 發展融資；
• 糧食與能源安全；
• 科技與數位治理；
• 對西方單邊制裁及美元主導的批判。

在制度建設方面，BRICS 成立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 NDB），提供基礎建設與永續發展融資；另建立應急儲備安排（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 CRA），以提升成員因應金融危機與外部資金壓力的能力。

2023 年南非峰會後，BRICS 推動擴大，並自 2024 年起納入埃及、衣索比亞、伊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成員。擴張顯示 BRICS 已由少數新興大國協調機制，逐步轉向吸納更多全球南方國家的平台。

以現實主義分析 BRICS 的重要性

一、BRICS 是對美國主導秩序的制度性制衡

現實主義認為，當一國或一群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占有過大權力，其他國家會透過結盟、合作或建立替代制度進行制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金融與政治秩序主要由美國及其盟友主導，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以美元為核心的金融體系。BRICS 成員認為，這些制度對全球南方的代表性不足，投票權與決策權未能反映新興國家的經濟實力。

因此，BRICS 透過 NDB、CRA、本幣結算與金融合作，試圖降低對既有西方制度的依賴。這種行為不必然代表立即推翻現行秩序，而是典型的「制度性制衡」：透過另建或強化替代性制度，提高談判籌碼。

二、BRICS 反映國際體系的多極化

BRICS 成員擁有龐大人口、土地、能源、糧食與市場。中國與印度是人口大國，俄羅斯具有能源與軍事能力，巴西與南非分別在拉丁美洲與非洲具有區域影響力。擴張後，BRICS 的地理分布與資源基礎更加廣泛。

從現實主義觀點看，這種力量集中有助於形成多極結構。多極化不代表各成員完全團結，而是表示全球權力不再只集中於單一霸權及其盟友。BRICS 能以集體身分在全球治理、能源、貿易與金融議題中提高議價能力。

三、BRICS 提供全球南方追求戰略自主的平台

許多全球南方國家不願在美中競爭、俄烏戰爭或其他重大衝突中完全選邊。這些國家重視外交自主，希望同時取得西方市場、中國投資、俄羅斯能源與其他合作資源。

BRICS 的吸引力在於，它提供一個不必完全依附西方安全與金融體系的合作平台。加入或參與 BRICS，可以使中小型國家：

• 增加對外談判對象；
• 分散經濟與金融風險；
• 爭取基礎建設資金；
• 提升在國際組織中的集體發言權；
• 避免過度依賴單一大國。

因此，BRICS 的重要性不只來自成員總體經濟規模，也來自其能否成為全球南方國家追求「多向結盟」與「戰略自主」的工具。

BRICS 持續擴張的優勢

一、提高全球南方的代表性與議價能力

若 BRICS 吸納更多亞洲、非洲、中東與拉丁美洲國家，其成員組成將更能反映全球南方的多樣性。成員可以在聯合國改革、國際金融、氣候責任、發展援助與貿易規則等議題上協調立場。

依現實主義邏輯，單一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有限，但若以集體身分談判，便能將人口、能源、市場與自然資源轉化為集體權力。

二、建立西方制度以外的融資選項

NDB 可為成員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基礎建設、交通、能源與環境計畫融資。若融資來源更加多元，發展中國家便能降低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西方資本市場的依賴。

這也可提升借款國在融資條件上的選擇空間，並使國際金融秩序不再由少數西方機構單方面決定。

三、促進本幣結算與金融風險分散

BRICS 成員若擴大本幣貿易、支付系統與金融合作，便能降低美元匯率變動、金融制裁與資產凍結對本國經濟的影響。

對遭受制裁或希望降低美元依賴的國家而言，這種合作具有重大戰略價值。不過，本幣結算的擴大並不等於短期內取代美元，而是增加國際金融體系的替代性。

四、增加成員的外交選項

擴張後的 BRICS 能連結不同區域與資源，使成員在能源、糧食、運輸、科技與軍事外交上獲得更多合作對象。對全球南方國家而言，這種「選項增加」本身就是一種權力。

在現實主義的相對利益觀點下，國家不只關心合作是否帶來絕對利益，也關心自己是否因過度依賴某一強權而失去自主性。BRICS 因而能協助成員改善談判位置。

BRICS 持續擴張的挑戰

一、成員利益高度異質，難以形成一致戰略

核心觀念

本題是開放式申論題，重點不在背誦單一事件，而在於能否把「台灣內政新聞」提升為具有國際關係意義的分析。作答至少應掌握四個概念：

1. 關鍵基礎設施（critical infrastructure）
   海底電纜、電力、港口、金融支付與通訊網路，皆屬維持國家與全球社會運作的關鍵基礎設施。海底電纜承載全球絕大多數跨境網路資料，一旦受損，影響不限於單一國家。

2. 灰色地帶行動（gray-zone activities）
   指介於和平與正式武裝衝突之間，運用海警、商船、網路攻擊、資訊操弄或法律手段，逐步施壓而避免直接觸發軍事衝突的行動。

3. 安全化（securitization）
   原本屬於經濟、科技或民生的議題，被政府與社會重新界定為國家安全問題。例如海底電纜原本是通訊建設，但在地緣政治緊張下，會被視為國家韌性與主權安全的一環。

4. 相互依賴與脆弱性
   全球化使各國在通訊、金融、供應鏈與能源上高度相互依賴；相互依賴帶來效率，也創造被中斷、脅迫與擴散風險。

本題的理想分析架構為：

$$\text{國內事件} \rightarrow \text{主要行動者與動機} \rightarrow \text{原因與安全意義} \rightarrow \text{對台灣的影響} \rightarrow \text{對國際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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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方法

本題可選擇「台灣近海海底電纜受損事件」作為近期新聞案例。此一案例具有三項優點：

• 直接源自台灣國內安全與基礎設施問題；
• 可連結中國與台灣之間的灰色地帶競爭；
• 能延伸至全球網路治理、供應鏈安全與印太戰略。

作答時不宜只描述「電纜斷了」，而應回答以下問題：

1. 誰是主要行動者？
2. 各行動者追求何種利益？
3. 事件是意外、結構性脆弱，還是具有脅迫意義？
4. 為何台灣的國內事件會影響其他國家？
5. 台灣與國際社會應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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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背景

近期台灣附近海域發生海底通信電纜受損事件，涉事船隻的航跡、船籍與實際責任受到社會高度關注。海底電纜受損並不必然等於蓄意攻擊，船錨拖行、海象、設備老化與航運事故，皆可能造成破壞。

然而，台灣位處第一島鏈與東亞海上交通要衝，對外網路、金融交易、政府通訊與企業活動高度依賴海底電纜。因此，單純的工程事故在高度緊張的台海環境中，會產生超越民生問題的國家安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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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動者與動機

一、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的主要目標是維持通訊、金融與公共服務的正常運作，並確認事件責任，避免社會恐慌與錯誤歸因。

政府同時面臨兩項平衡：

• 若過度淡化事件，會削弱防護與國際警戒；
• 若在證據不足時直接指控特定國家，則可能造成外交升高與誤判。

因此，政府需要透過海巡、國防、交通、數位發展與外交機關合作，完成船舶追蹤、海域監控、修復安排與對外說明。

二、涉事船舶及其船東、船員

船舶可能因航行、拖錨、機械故障或海象因素造成電纜受損。船東的直接動機通常是維持航運利益、降低責任與賠償成本。

若船舶的船籍、實際控制者與營運公司分屬不同國家，責任認定便會涉及海事法、船旗國管轄與跨國調查。

三、中國政府

若事件被證明具有蓄意性，中國可能透過非軍事方式測試台灣的監控能力、反應速度與社會心理承受力。這種行動符合灰色地帶施壓的特徵：成本低、否認空間大，卻能迫使台灣投入資源並製造不安。

即使無法證明事件由中國政府直接指揮，台灣也必須考慮「可否認性」與代理人行動的問題。灰色地帶行動的核心，正是讓責任歸屬保持模糊，使受害者難以採取強烈反制。

四、台灣社會與企業

網路業者、金融機構、媒體、民眾與地方政府，是事件的直接承受者。若通訊中斷，可能影響雲端服務、金融支付、物流、遠距工作與災害應變。

因此，事件不只屬於國防議題，也涉及企業持續營運、數位權利與社會韌性。

五、其他國家與國際組織

日本、美國、澳洲與歐洲國家關注台海通訊安全，原因在於台灣的通訊穩定與印太地區的軍事、經濟及科技秩序密切相關。國際電信組織、海事機構與電纜營運商，也需要協調修復、責任認定與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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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分析

一、台灣的地理位置

台灣周邊海域是東亞航運與能源運輸的重要通道，海上船舶密度高，海底電纜也集中通過有限海域。這種地理集中提高了意外損害的風險。

二、基礎設施集中與替代路徑有限

若多條電纜集中於相近海域，單一地點受損便可能同時影響多條通訊線路。台灣雖可利用微波、衛星與其他電纜備援，但替代容量、延遲與修復速度仍有限。

三、台海軍事與政治緊張

中國持續對台灣進行軍事、海警、網路與資訊層面的壓力，使任何基礎設施事件都具有安全外溢效果。台灣必須判斷事件究竟屬於一般事故、蓄意破壞，還是利用事故進行心理戰。

四、海底設施的監控困難

海底電纜缺乏容易被大眾看見的固定防護線，發生損害後也不容易立即確認破壞者。這使調查成本高、取證困難，並增加誤判與資訊戰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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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的影響